这些规定,直接针对大型境外上市国企从1997年以来陆续出台的股权激励计划,但显然规范实施有困难。

　　2007年10月,国资委再度下发《关于严格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有关事项的通知》。

　　然而,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博弈依旧不断,而国企的股权激励困境重重:在现行人事体制下,行政激励与市场化激励如何兼容统筹?在行业垄断的局面下,管理层的内在价值究竟几何?在公司治理层面,如何确保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恪尽职守、科学定价?

　　凡此种种,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均存在着难以明晰之处；而由于事涉利益分配,又极易引起社会公意的强烈反应。

　　熊志军坦承:“现在有很多问题在旧体制下是无解的,只能靠国企改革继续往前推进。”而在推进过程中,他们作出了最为现实的选择:避免最坏的结果。

　　封顶设计仍属权宜之计

　　对行权有效期内股票价格偏高,致使股票期权的实际行权收益超出计划核定的预期收益水平的上市公司,补充通知要求,激励对象股权激励收益占本期股票期权授予时薪酬总水平(含股权激励收益,下同)的最高比重,境内上市公司及境外H股公司原则上不得超过40%,境外红筹公司原则上不得超过50%。

　　股权激励实际收益超出上述比重的,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再行使。

　　补充通知强调,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以及上市公司市场化程度和竞争性的不断提高,将逐步取消股权激励收益水平限制。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将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进展情况,包括公司的改革发展、业绩指标完成情况以及激励对象薪酬水平、股权行使及其股权激励收益、绩效考核等信息实现动态管理。事实上,国资委这一规定的意义不言而喻。

　　一些国有企业受国家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影响,股票价格在授予时和执行时可能已经千差万别。如果继续按照当时设定的极低的行权价行使股票期权,完全兑现期权收益,那么收益失控恐难避免。

　　以中国移动为例,2000年,当时的公司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李平,在8月离任前悉数行使了认股权；总计动用7634万港元,对应同期股份市值为2.234亿港元,期权收益约1.47亿港元。李平当时年仅46岁,现担任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如果当时有人在行权后将股票持有至今,那么随着中移动股价突破百元大关,甚至一度迫近160港元/股的价格,其收益会更加惊人。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对股权激励和收益进行动态管理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尽管补充通知的一些规定面临争议,但熊志军坦承:“在配套制度不完善和社会收入差距的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对国有企业负责人行权收益加以适当的限制,这是过渡阶段不得以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虽然不是很科学,但对于调控收入差距过大、避免激励失控是完全必要的。”

　　《财经》记者温秀摘自《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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