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7月13日上午消息，韩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高层会议2010年7月12至13日在韩国的大田市会展中心举行。会议的主题“21世纪的亚洲：引领未来之路”。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会上表示，美国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就业不足，建议大力推进资本密集型行业以提升就业。

　　斯宾塞表示，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个经济体，美国的增长对全球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美国的复苏非常脆弱，而且失业率居高不下。虽然发达国家仍然在进行去杠杆化，但美国的问题是深层次和长期的。

　　他指出，美国过去15年当中，经济的演进很大程度是由于负债来推动资产通胀的过分消费来主导的。危机虽然停止了这种行为，但是结构性的问题继续存在着，例如出口部门太小，发育不足，金融体系膨胀，能源价格增长波动性和威胁，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

　　斯宾塞建议，美国国内的私人消费需要有所削减，此外要提高税率，政府的支出也应该减少。他认为美国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就业的不足。这不仅仅是由于需求下降带来的失业率居高，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如何把就业机会留在美国对美国整个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来说至关重要。

　　“在过去15年当中带来的就业的效应被过度的消费，金融、房地产行业的通胀掩盖了，现在金融、房地产行业在缩小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显得尤为迫切。”斯宾塞称，跨国企业能够进入到高增长的新兴市场当中，把他们的市场和供应链放到机会集中的地方，然而这意味着就业机会离开了发达国家。

　　斯宾塞表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很难找到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出口的问题，建议应该建立起广泛的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来进行投资、技术的发展，选中可贸易部门的一些行业来让发达国家恢复其竞争力。其目标是创建资本密集型的就业机会，通过劳动力提升实现和发达国家收入一致性，通过公共部门的参与和资源的投入来改变过去的市场的激励机制。

　　“这样的做法不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加起来不够几亿人就业，这样的项目仍然会让绝大多数的劳动密集型的可贸易部门当中制造业的机会留在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进一步推进他们的收入和比较优势的提升，当然这也会意味着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获得短期的就业机会。”Michael Spence说。(雪婷 发自北京)

　　以下是发言实录：

　　Michael Spence：非常感谢朱民先生对我的热情洋溢的介绍。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过去几年我们多次共事。

　　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儿听到这么多真知灼见，我也非常想讲两句，我主要谈一谈如何保持平衡的经济增长，在今后几年当中。

　　在我开讲之前，增长委员会当中，有一个成员提醒我，如果你说的话大家都同意，没有人反对的话，这样的话就不该说，他的忠告我始终铭记在心，今天我也是秉承这样的理念。

　　增长经济体在危机中体现了很强的韧性，危机之后也是这样，而且采取了非常有效的回应，东亚、南亚增长已经超过了之前。这样的增长其实是一种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即使大环境是缓慢的速度和中期缓慢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成为现实。我们看到现在发展中经济体放在一起规模越来越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几年前相比，新兴经济体的收入，不断上升，所以需求的组成与这些经济体的生产能力，评价的匹配，比以前更好。宏观经济管理是稳健的、谨慎的，而且正在推出深度的结构性的改革。

　　这些发展中经济体进入危机的时候状况好得多，走出危机之后，资产受到破坏好得多，他们有财政上的能力确保机制推进增长。简而言之，亚洲以及世界各地的新兴经济体拿出了非常强劲的经济增长，并且在全球经济当中，在推动平衡增长的格局，我认为这些经济体也应该在G20的议题设定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且在这些议程的实施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和十年前是大相径庭的，当时也有改变，但是总体的需求不够，不足以确保在发达经济增长疲软的时候来实现长足和可持续的增长。

　　我刚才简单的谈到过，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会在全球疲软的增长当中，甚至是在发达经济体再次减速的环境下，新兴经济体会继续保持高增长，一旦发达经济体出现再次减速的时候，新兴经济体也难免。重中之重是为发展强有里奠定基础，加强我们防范风险的能力。

　　G20正在走爬坡路，有可能会失败，他们的刺激经济政策是有分歧的，在工业国家，他们实现增长的构建模块尚未完全到位，这些构建模块要有计划来重组这些经济体，确保可持续的增长，并且能够在3—5年的中长期当中，去奠定这种增长，没有这些构建模块的话，政策的协调是难上加难的。

　　因为如果没有一套清晰的增长战略在各国执行的话，特别是发达国家当中，没有这样的框架的话，这些大国都不知道全球经济对于他们做出的承诺和努力会给什么样的毁坏，财政政策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仅仅是一部分，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他们需要进行结构改变来进行投资和改革，来确保可持续增长。在新兴经济体当中，我谈到了结构的变化，已经深深植入到了政策和计划执行过程当中，为新兴经济体增长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发达国家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今天早上我会花一些时间来谈一谈美国，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个经济体，美国的增长对全球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美国在全球协调当中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协调是为了实现全球经济的重新的平衡和增长势头的保持，随着美国和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非常的脆弱，而且失业率居高不下。现在低增长和高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仍然在去杠杆化，但是美国的问题是更加深层次和长期的，美国过去15年当中，经济的演进很大程度是由于负债来推动资产通胀的过分消费来主导的。危机虽然停止了这种行为，但是结构性的问题继续存在着，出口部门太小，发育不足，金融体系膨胀，能源价格增长波动性和威胁，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教育虽然有些强势，但是在效率和有效性上，在这种认知技能的培训上，培养的人才能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仍有不足。

　　我们看到各州的预算仍然处在紧张的状态当中，这是由于危机增长的，也是由于初期的这样的定位造成的，像基础设施等等各方面的变化秩序的政策支持一段时间不会到位。从长期的角度说，我们要进行转型，要在短期的刺激性政策来快速逃离危机和主权账务风险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那么也是目前人们争论主要的话题，也是分歧很大的话题，如何来找到这样的平衡。

　　我们假设目前已经找到了相当合理的平衡，美国仍然需要看到支出、投资和收入组成的规模，为了支持长期的投资，我认为国内的私人消费需要有所削减，提高税率，政府的支出也应该减少。这样就能够为公众部门的投资创造更大的空间，同时我们要恢复长期的增长，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居高的失业率和缓慢的增长会长期的存在。这些还不够，其实主要的长期的挑战在美国，在发达国家当中，主要是高产出就业的不足。不仅仅是由于需求下降带来的失业率居高，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最近有安抵格罗夫写了一篇文章，他谈到美国的制造业正在消失，而且我们必须要扭转这个趋势，越快越好。

　　他在他的文章当中记录了一些技术行业的数据，他直接的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就业机会留在美国。我对于这个描述是看法有所不同。不仅仅从制造业角度说，整个可贸易行业的增长和竞争力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既然是重中之重，我们如何来做到这一点，不是是要恢复保护主义，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美国的契约有这样几点，一方面要有开放的灵活的生机勃勃的经济体系。另外一方面，对于辛勤工作的人要有不断的收入，第二方面的契约正在崩溃。可贸易的货物和服务在全球都在扩大，但是在发达国家可贸易部门正在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