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次贷危机到希腊危机，从私人部门的债务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金融市场短暂的平静期再度被打破。虽然近期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出资7500亿欧元，实施史上最庞大的救助机制，但全球金融和信贷市场的剧烈动荡似乎还是对希腊投下了不信任的一票。

　　人们对于希腊问题所表现出的恐慌，事实上已超越了希腊问题本身，而蔓延至对欧元区其它国家以及欧元这一统一货币的担忧，乃至对世界经济会否二次探底的担忧。从这一点上说，希腊债务危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希腊自身的问题，其实也是全球政府债务问题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两年里，为克服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各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财政刺激政策，加之经济下滑带来的税收减少，进入2010年以来，全球性赤字现象日趋凸显，根据《经济学人》杂志披露的数据，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政府负债总额已突破36万亿美元。

　　那么，我们有理由担心，希腊不会是唯一的一个，也决非最后一个。中金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形与希腊类似甚至更有过之：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的外债和财政状况与希腊大同小异；葡萄牙外债净值高达GDP的 96.3%，甚至高于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赤字与希腊相差无几；英、法两国的政府负债高于爱尔兰和西班牙，而且英国的财政赤字也与希腊相仿。在亚洲，日本的公共债务占GDP水平甚至接近200%，不过，日本的债务多为本国居民持有，外债占GDP仅 10%；而希腊的公共债务多为外债，且占 GDP的90%以上。根据《经济学人》所建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的统计预测，2011年全球债务将超40万亿美元，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元区将成为负债状况最糟糕的国家。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国的银行大量持有高债务国的政府债券，较大的风险敞口对这些国家银行业的稳健经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债务危机往往具有传染效应，哪怕是较为稳健的国家也难免被波及。从私人部门的债务危机演变为政府部门的债务危机，希腊问题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危机的蔓延，往往并不只是因为债务规模过大，更因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遭受严重质疑。一般情况下，为避免系统性危机的恶化，一国政府往往会要求中央银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履行其“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其作用是恢复市场信心，切断问题部门向经济全局蔓延的可能性。但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统一的背景下，希腊采取独立货币政策“自救”的可能性落空，除征税和借债以外别无它途。而在经济下滑、税收收入随之下滑的情况下，借债成为最为快捷和可能的方式。但正如“明斯基时刻”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在经济好的时候，投资者倾向于承担更多风险，随着经济向好的时间不断推移，投资者承受的风险水平越大，直到超过收支不平衡点而崩溃。这促使放贷人尽快回收借出去的款项，或要求更高的回报。希腊目前无疑正面临着这样的困境：鉴于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政府的借贷成本正大幅提高。这一点，从欧元区国家为其提供的高达5%的备用贷款利率便可看出，这一利率虽大大低于希腊眼下在资本市场超过7%的融资利率，但也远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行的贷款利率。而且，此次欧盟与IMF的援助贷款也附加了更为严格的削减赤字和结构改革的条件，要求希腊承诺到2014年，将赤字控制在3%以内。政府削减开支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机会，而较高的贷款利率则意味着未来希腊至少要保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还款来源才不至出现问题，这两点能否实现，对于本就深陷泥潭的希腊经济而言，前景更不容乐观。

　　收入锐减，缺少还款来源，已经成为危机以来各国政府负债救市对经济所产生的主要威胁。在历史上，多数私人部门的债务危机往往最终引发政府的债务危机。正如美国式“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则是这种生活方式在政府层面的体现，它透支的是未来政府和未来纳税人的消费能力，这种以透支未来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无疑是危险的，它将今天的危机交给明天，可能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危机的延期发生，更使危机在顺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下被无限地放大。目前，中国的经济反弹势头强劲，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均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中国也不乏存在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入不敷出的现象。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倘若房价、地价回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便会锐减，其还款能力同样令人怀疑。因此，在危机面前，除了恐慌、救助之外，政策制定者或许还需再停一停、想一想，观察危机所带给我们的关于未来经济的更清晰的信号。

　　为探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的诸多问题，本报本期采访了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工银瑞信首席经济学家陈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52期。

　　(周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