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8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任期将至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续任美联储主席。奥巴马赞叹伯南克行动大胆而机敏，避免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重演。如何评价伯南克在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不同的人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实际上，如果我们将时间坐标拉长，从2002年伯南克担任美联储理事起评价伯南克的整体表现，我们会发现这位著名的学者型官员更多地展现的是他技术官僚的能力，而不是出众的洞察力。例如在格林斯潘长期保持过低利率时期，伯南克作为通胀目标制的学术领头人，他完全能够理解这一举动的代价是什么，但是他没有同格林斯潘在低利率问题上有过任何 “异议”，当时的伯南克至少是“低利率的默许者”。另外，他固守“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分法的教条，认为资产泡沫不属于货币政策考察的内容，他不了解奥地利学派关于货币传导机制和经济周期的真知灼见。

　　在伯南克进入美联储之后，次贷规模从2003年的3000亿变成6000亿美元，尽管市场上很多分析人士对次贷感到担忧，但伯南克从未提示过次贷风险，相反他认为美国住宅非常健康，次贷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并优化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毫无疑问，他从来没有注意巴菲特关于“一些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判断。于是当次贷危机发生后，伯南克成了“预言李鬼”:2007年5月他说“次贷市场崩溃的波及效应是很小的，可以一笔勾销”、10月他表示，“银行系统非常健康”、2008年9月表示“美国经济已经触底，将在2009年恢复增长”……

　　但次贷深度发作后，伯南克展现出他的出众技术修复能力，这可能是他观察日本衰退后的方案实践。他在贴现窗口的力度方面、直接注资的速度上、置换资产的巧妙设计上、促进银行放贷的机制创造上（例如创设了TALF这一工具）、甚至通过GSE（例如二房）的直接放贷上，都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确打断了市场流动性的“倒抽”、平衡了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缓和了金融机构的“甩卖”、降低了市场的恐慌，虽然他无法立即让银行信贷和居民消费重新喷发，让GDP立即增长，但他的确将“马儿拉到河边，尽管马儿不会大口喝水，但马儿不会渴死了”。

　　我们认为，如果伯南克提名获得国会通过，对他来说，第二个任期的最主要挑战就是伯南克必须要从一个技术官僚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战略者，必须用坚定的货币信仰来工作，抵御宽松货币的诱惑以及利益集团的指责。伯南克7月份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美联储不会让美国政府的“赤字货币化”，美联储会在合适的时候启动“退出战略”，会将手头上的证券卖干净，会撤销银行准备金的利率，也会在合适的时机毫不犹豫地加息。但是，我们认为这依然是技术问题，依然是如何从1.2万亿的联储资产表中退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被干扰，尤其在经济增长这一“政治正确”因素影响下，实际上伯南克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货币中性化”是否可以不顾及失业率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衡量、美联储的监管角色转变（既有货币救济就应当产生监管）、如何评估资产泡沫并预警货币政策、未来通胀的形成机制以及如何掐断、以及如何构造美联储的独立性，对抗美联储“老板”——国会不时对货币政策的审查上。可以说，伯南克如果抓住历史机遇，他将是改变美联储地位和塑造新监管框架的重要人物，伯南克曾表示自己渴望被写入历史，但肯定的是，如果仅是一个技术官僚，是很难进入“大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