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国会终于表决通过金融改革法案。在一场新权力格局划分中，美联储、CFPB、FDIC成为美国金融改革“三叉戟”，华尔街贪婪的时代终结了。当美国人领跑新一轮的金融游戏规则，中国危机暗流涌动，中国式的金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大望京村创造了53天腾退搬迁的奇迹搬迁的奇迹搬迁的奇迹大望京村创造了53天腾退搬迁的奇迹搬迁的奇迹搬迁的奇迹

　　【《证券市场周刊》特约作者 罗伯特】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

　　早在7月15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一部令美国政坛热血沸腾的法案，将重点遏制华尔街毫无节制的贪婪。美国政府为了确保这项改革，将监管权力进行了重新划分，美联储、CFPB、FDIC将成为美国金融改革“三叉戟”。

　　美国国会通过的这部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为21世纪要走的金融道路制订了一套新的规则，美国是这场新游戏规则的主导者。而中国银行业与地方利益发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背后，危机暗流涌动，中国应该借鉴美国游戏规则精髓，推行中国式的“金融改革法案”。

　　剑指华尔街的改革法案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令美国政坛热血沸腾。

　　法案的通过，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胜利。奥巴马非常自豪地说：“我早先的主张，有90%纳入其中。”

　　法案因为是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的名字命名的，在法案通过的第一时间，弗兰克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说，“这项法案比几乎所有人预计的都要严格。”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也站出来说：“金融改革法案，是自美国经济萧条时期以来最全面的一次金融改革，将使华尔街交易更透明，使金融家负起更多责任。”

　　《多德-弗兰克法案》付诸国会讨论已有半年之久。由于经济形势未见好转，以及公众对银行业怒气和新近爆出的高盛集团“欺诈门”事件(详见本刊《“完美工厂”的困境——高盛欺诈丑闻》)，促使奥巴马政府下决心推出这一改革计划。

　　早在6月17日，奥巴马公布了《多德 - 弗兰克法案》。

　　6月25日清晨5点39分，经过21小时马拉松式协商，参众两院代表，分别以7:5票与20:1票，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折衷版草案。参众两院议员分别表决通过，由总统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

　　7月15日，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正式《多德 - 弗兰克法案》，几乎涵盖了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可谓是细致与专业。而最核心的指向，是美国金融系统最权势之地——华尔街。

　　根据奥巴马政府对外的改革计划披露，改革主要指向5大领域：要求所有足以影响金融系统稳定的金融公司接受统一监管；提高金融市场规则和透明度，使市场有能力承受一个或更多金融机构失败带来的压力；重树市场信心，创建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包括消费者在信贷、存款以及支付市场等方面的利益；让政府有途径管理金融危机，而不需要被迫在援助和金融灾难之间做出选择；提高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促进国际性协调合作。

　　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棒打银行。

　　美国各大银行在过去几年卷入大量的风险投机之中，这次改革法案的最终文本，批准了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和分离银行衍生品业务这两项争议最大的规则，银行母公司旗下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业务，必须另外设置资本独立的子公司处理。对那些存款受联邦担保的银行，限制进行自营交易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沃尔克规则”。

　　“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用自己的钱在金融市场上做风险投资，但允许银行进行部分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投资。如果银行希望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等投机性交易，最高投资额不能超过其核心资本的3%。这就给银行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和另类投资戴上了帽子。

　　说到此次金融改革法案，就不得不提法案对金融机构的限制作用，主要有两大立法目的。

　　立法目的之一，是减少银行的高风险活动，让金融公司停止造成金融危机的高风险操作。将来，受联邦担保的资金将不能从事高风险活动。这个条款对于中国已经出现的私人银行是有借鉴意义的。单单要求银行向联邦保险公司提交保险金是不够的。国家要约束银行拿储户的钱，进行冒险性投资。政府也没有责任为这种行为买单。

　　立法目的之二，是将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按照美国银行法的规定，美国的私人银行，要进入联邦储蓄保险(FDIC)。而之前由私人银行托管的储户的储蓄，放到银行后，受到 FDIC的保护，每个户头上限是10万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不久，为了防止银行出现大萧条时期的挤兑倒闭，奥巴马短时间将上限提高到20万美元。

　　重新划分的监管权力

　　《多德-弗兰克法案》将美国金融监管权力进行了重新划分。

　　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将闪亮登场，并作为监控系统性风险的机构，这样一来无疑扩张了美联储的权限。同时还严格了金融机构的审核标准，诸如对非银行类的金融控股公司强化监管，避免个别公司的倒闭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降低投资者和监管者对评级机构的依赖，类似穆迪等一系列评级机构想在无序的金融环境中，搞浑一潭水，借机大肆敛财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所有衍生品交易商都要接受监管，之前银行获利丰厚的包括金属、能源、大宗商品在内的衍生品业务将被分离。

　　美联储扩权的同时，改革方案还将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监管权力授予FDIC。

　　7月12日，FDIC与美国另外三家联邦银行监管机构达成备忘录，FDIC获得彻底监管美国金融机构的“无限制性权力”，这使得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一度遭到质疑的FDIC监管地位得到了解决，FDIC据此获得了对美国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更多权力。标志着美国的实质性银监会已然形成。

　　除了人们熟知的美联储和FDIC之外，还包括储蓄机构监理局(OTS) 和货币监理署(OCC)。而根据即将成为法案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议案，OTS将被并入OCC,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和FDIC 在金融危机后将被赋予更多的金融监管使命。

　　美联储内设立委员会，拥有制定及执行法规的大权，起到独立金融监管机构的作用， 同时以美联储为核心的各金融监管单位联合抱团，组成由财政部长统领的委员会，这样双重结构的委员会将监管整个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

　　新的金融改革法案最大的受益者还在于所有的金融消费者，一个拥有独立资金、几乎完全自主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将成立。CFPB将监督高达600万亿美元的金融商品市场，同时，拥有制定及执行金融相关管理法规的权力，包括接管及关闭不良大型金融机构。

　　CFPB 的对大型、关联性强的机构的要求将更为严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对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重拳打向那些不负责任的信用卡公司和购房借贷公司，使得百姓消费权益明晰，金融机构的血腥肆意妄为变得有所节制。

　　美国领跑新游戏规则

　　在这场金融大整顿之中，以投行、商业银行为代表的美国银行体系受到重创，其中，对金融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信用卡市场也受到严格监管。

　　对于消费者的金融保护，则被细化到具体的内容。比如，接受记账卡(debtcard)付费零售商收取费用的银行，将受到美联储的管制。零售业不必向记账卡付费，从而降低产品价格，使消费者受益。美国金融改革法案的关于信用卡的条款，也在保护信用卡持有者上着力。扭转信用卡公司对信用卡持有者的霸王条款和驴打滚利息。

　　在金融改革法案前，美国就通过了新的信用卡法规——《信用卡责任与说明法案》(CARD Act)。新规定同时禁止罚款超过消费者违规的金额，禁止对消费者收取“闲置”费，也禁止以不同名目对一次迟缴月费收取多笔罚款。六个月内违规一次的最高罚款为25美元，多次违规的并罚最多35美元。禁止发卡公司突然调升利率、过度收费，和采取其他增加利润的花招。单单禁止调升利率，一年就可使消费者省下至少100亿美元。

　　CARD Act法案还规定，银行业不得再针对21岁以下的用户发放信用卡，除非这些用户获得联名担保或能提供具备偿还能力的证明；禁止发行商在大学校园内进行信用卡市场推广。因此，21岁以下的青年一代将暂时告别“卡奴”时代。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于细微之处剑指银行信用卡问题，其实从深层次解释了美国过去依托借钱消费为中心的经济运行模式的失效。当借钱消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美国经济的战车将要走上新的驱动程序。

　　奥巴马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不惩罚银行，但是要保护总体经济和美国人民免受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那种动荡之苦。”就在G20峰会闭幕时，奥巴马也表示，“数年来的大举借债，已经使得美国民众无力再采用借钱以购买进口产品的模式去实现美国的经济繁荣。”

　　“美国的消费者为全球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但是现在美国民众已是负债累累，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世界上的出口国家，应当把注意力转移向其他地区的那些身挂鼓鼓钱袋的消费者。”奥巴马说的“那些身挂鼓鼓钱袋的消费者”，显然指的是中国。围绕美国的经济模式的争议，日益发达起来的中国仿佛成为了美国的救世主。

　　数月来，金融界派出庞大的游说团体，试图改变法案中对金融界诸多限制与严厉规范的条文。总的来说，从政府层面，法案表明了政府对华尔街严加看管的决心；从民众的心理层面，法案反映了美国大众对2008年金融风暴犹存的余悸，民众对金融界贪得无厌的深恶痛绝。

　　美国出现了危机，欧洲出现了危机，亚洲也出现了危机。社会的进步在于一个国家能从危机中看到问题，并找到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可以说，金融改革法案是美国为21世纪要走的道路制订了一套新的规则。美国又一次成为第一个为这条道路设定新规则的国家。

　　中国金融改革的窠臼

　　中国银行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但实际上和地方利益发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国需要深刻反省政府与银行的关系，提出中国式的“金融改革法案”。

　　中国的金融危机有它的特殊形成过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会带来美国式的财富效应；同时，中国的国有银行也没有净值贷款服务项目，完成泡沫形成的最后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泡沫消费。而中国的泡沫消费，是一种政府行为，但常常被掩盖在“政府投资”的幌子下。

　　中国“金融改革法案”首先必须面对地方政府土地融资问题。

　　由地方政府成立的项目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筹集地方基础建设所需的资金，在2008年中国推出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之后，达到高峰。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5月，全国各地的融资平台公司多达8000多家，其中以城投公司面目出现的县级平台就近5000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土地注入公司作为核心资产，然后以未来土地拍卖所得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进行基础建设，这些融资平台期望从土地拍卖和建设项目中获得收益，用来还债。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路易斯·库吉斯 (Louis Kuijs) 说，“严重依赖土地收入并积累了大量债务的地方政府可能面临流动资金的问题，可能无法偿还债务，最终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

　　中国国家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2009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说，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的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超过100% ，最高达到365%。

　　审计署的报告凸显了中国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收入作抵押、大量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造成的隐患。报告对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的审计后发现，去年政府性债务余额总计达到人民币2.79万亿元，其中各地融资平台的政府性债务占债务余额的一半以上。

　　土地的价值，取决于一个城市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离开城市经济发展的大架构，把土地单独剥离出来，作为核心资产向银行进行抵押，获得贷款，是一种没有根基的交易活动。以未来土地拍卖作为基数，是一种十足的冒险性的经济行为。如果说，2008年中国因为没有次贷危机而躲过了金融危机，那么真正的金融危机，在融资平台公司的推动下正在暗流涌动。

　　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报告掀开了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的盖头。这种投资驱动型经济并不意味着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并不能产生“向内转”的强劲经济动力，可能会转向更具破坏力，更不平衡的经济形态。

　　一组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0年前的45%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5%。要让家庭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还需要很长时间，家庭消费增长必须比GDP的增长高出2.3%左右才行，而这需要政府对内需拉动经济的政策权力支持才行。

　　华盛顿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经济学家史剑道认为，虽然中国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最近一两年有所增加，但是投资的比例更快。与一两年前相比，中国现在更加依赖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