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婷

　　“它们厚颜无耻地将中立的美名出卖给那些被评价的公司，它们就像黑夜的吸血鬼，会比我们都活得长久。”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董事总经理葛罗斯(Bill Gross)在5月投资展望的结尾如是说。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口诛笔伐便不绝于耳。但最终将评级机构送进审判室的，是它们在金融危机时与华尔街的“尔虞我诈”以及如今欧洲债务危机中的“推波助澜”。如今，评级机构之争已成危机后全球金融改革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无论“罪”是商业欺诈还是落井下石，最后的“罚”是将其送上断头台还是忏悔室，造成国际信用评级业务为千夫所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第一财经日报》就此采访了国内外多位分析师与学者，他们认为，评级机构与评级对象之间的利益关系、信用评级市场的寡头垄断、政府部门的长期监管缺位，以及市场投资者的常识盲区是造成如今评级行业格局的主要原因。

　　利益冲突

　　罪恶的根源在于评级机构的盈利模式，即债券发行者向评级机构付费，请后者为其投资产品进行评级。

　　穆迪前次贷抵押衍生债券部门负责人埃里克·科辛斯基曾表示，是金融市场中错位的激励机制导致了评级机构“重量不重质、重短期利益轻信用质量”的现状。科辛斯基坦言：“在穆迪，这一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对市场份额的追求。”

　　由此造成的“利益冲突”有两重：首先是美国市场内部评级机构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在与华尔街之间的“尔虞我诈”；其次则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对美国市场外主权债务国评级的“落井下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秀云指出：“三大评级机构在过去十年中并没有保持中立，它们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推波助澜，给那些次级债打最高级，而给中国银行和政府债券的评级打得特别差。”她把三大评级公司和华尔街串通一气的行径称为“不折不扣的商业欺诈”。

　　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对美国以外的主权债务评级也饱受诟病。多位欧盟领导人抨击国际评级机构在欧洲债务危机期间，接连下调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是“落井下石”之举。

　　“只要他们仍然由被评价方支付费用，那么客观性总是不可信的。”一位分析师指出。

　　寡头垄断

　　《纽约时报》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就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炮弹来炸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去摧毁一个国家。”

　　“在这个暴利行业存在‘寡头垄断’。三大评级机构拥有80%以上的市场份额。缺乏竞争机制意味着没有任何改进的动机。”一名分析师对本报表示。

　　资料显示，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建立了“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NRSRO)并制定了加盟标准，标普、穆迪和惠誉成为该组织的第一批会员。此后其他评级机构一概得不到认可，也得不到SEC的批准。NRSRO实际上为三大评级公司提供了特殊的保护地位，妨碍了公平竞争，其余评级机构即使侥幸通过申请也最终被上述三家公司吞并。

　　监管缺位

　　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日通过了一项议案，授权SEC建立一个为金融机构挑选信用评级机构的中间征信机构，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是美国金融改革中的重要步骤之一。

　　“政府总是倾向于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安盛财富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投资经理Calvin Tang对本报说，“评级机构理应是作为独立机构发表中立意见，但是当政府发现这样行不通的时候，就有必要进行干预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副教授攀登也指出，对于商业化的信用评级机构，政府的监管要更加严格，“这具体体现在对评级标准的掌握以及事后责任追究。一方面，政府要把责任追究到个人，不仅仅是公司上，任何获利的个人与公司一起都必须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对于评级机构不对外公开的评级条款与标准，政府机构应该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掌握清楚，以便监督与追查。”

　　攀登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评级机构与被评级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是众所周知，作为提供第三方意见的机构，投资者不应该过分依赖这类信息。“安然欺诈案的发生，早应该为投资者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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