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观察，由于这次危机兼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点，投资也被赋予了提振总需求和打造新产业结构的双重目标。面对经济的严重衰退形势，提振总需求无疑是经济刺激方案的首要任务。奥巴马政府能否通过几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带动私营部门的投资跟进，鼓励老百姓在充实必要储蓄的基础上增加消费，从而较快解决总需求疲软的问题，是检验刺激计划成效的第一重挑战。

　　然而更为深刻的困难还在于投资计划需要推动技术-产业的突破，在刺激总需求的同时革新美国的产业结构。不能提振总需求会导致新政失败，但是启动技术和产业突破并使美国重占全球经济制高点才能最终决定新政的成功。在以“产品内分工”为特点的当代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美国要想维持其领先国和霸主国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这样来定义其任务和问题。这是理解美国经济困境的深层根源及其未来演变逻辑的关键。

　　美国1963年实行了806.30和807.30两组税则号，通过“生产分享项目”政策鼓励向海外转移缺乏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和环节，这标志着美国逐步实行了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上定义和巩固其领导力的新战略。上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经验显示，如果全球技术和产业处于活跃演变期，美国在科技前沿研发、资本市场、企业体制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会得到较好发挥，这一增长模式确能帮助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这一增长机制要求美国等高收入国家把某些产品以及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某些生产工序、环节与活动向海外转移和发包，为新兴国家承接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工序并实施开放发展战略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由此推动的南北合作互动，构成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全新微观基础。这一发展模式提升了美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联度和整合度，也有助于加强美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

　　但这次危机的教训显示，如果一定时期内技术和产业的前沿演变处于相对平静和沉寂的状态，如果美国作为领先国家对致力拓宽技术和产业前沿的使命意念模糊或用功不勤，或者出于某种“便宜行事”的心态试图仅凭花样翻新的衍生品“创新”来主导全球经济，则不仅不能实现其目标，反而会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

　　美国痛定思痛似乎加深了对其分内职责的认识。笔者年初访问纽约和华盛顿，感到美国精英比较普遍的认同应当把降低对石油过分依赖、发展可再生绿色能源等作为投资振兴的目标领域。奥巴马发誓要建立既与气候变暖、大气污染作斗争，同时又创造出更多工作岗位的能源政策，这可以看作是对投资新政双重内涵的诠释。

　　新近出炉的复苏计划分减税和支出两大块。其中2000多亿美元的主要目标是减轻居民的财务困境，同时允许企业用2008年亏损和2009年预亏去冲抵过去5年的税款，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现金支持。支出分“专项拨款支出”和“税制直接支出”两部分，其中具有相机裁抉性质的专项拨款安排，集中体现了奥巴马计划的意图和局限。

　　专项拨款中超过500亿美元的有四项。一是“能源和水资源发展”计划中的508亿美元，其中“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168亿美元，能源研发担保贷款和其他能源项目284亿美元；二是对“劳工、卫生、人类服务和教育以及相关部门”拨款726亿美元；三是“运输、住房和城市发展”617亿美元，其中包括高速公路建设275亿美元以及其他运输投资206亿美元；四是“州财政稳定基金”536亿美元。

　　已初步定格的振兴计划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消费刺激仍占主导地位。虽然分析人士认为不能依靠刺激消费启动经济，但在资金分配中消费仍占大头。2000多亿美元减税意在支持消费。对州政府“财政平衡”和“财政纾困”支出总额超过1400亿美元，较大部分会用于保留地方政府雇员、维持基础公共服务等消费相关项目。另有近600亿美元的“失业和最困难家庭救助”。整体看消费相关投入占整个资金盘子的一半以上。

　　二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近500亿美元用于高速公路以及隧道、桥梁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资，其中高速公路得到了275亿美元，铁路投资(Amtrak，高速和城际铁路)93亿美元。另外投资140亿美元用于“公共房屋基金和其他住房补贴计划”。

　　三是新能源为主攻领域的新科技投入虽低于预期力度，但仍构成奥巴马新政的最大特色。这方面直接预算规模大约为450亿美元左右，考虑相关投资约有500亿-700亿美元。新科技领域投资还包括72亿美元的宽带系统投资，100亿美元的生物医药研究投资，20亿美元追加科研投资主要分布在航天、海洋和大气领域。这些投资的成效在很大程度影响着美国重站全球经济制高点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美国立场看，投资计划重视结构调整目标应属明智之举，把技术产业突破领域锁定在新能源和环保等部门也自有道理。然而根本限制条件在于，何处是技术突破最先发生的前沿领域？技术突破何时成熟并足以启动新产业变革？从历史经验上看事先难以预测。通过政府大笔投资来予以推动的方式本质上是具有演化属性的历史进程，这是哈耶克定义的“知识上的冒险”。

　　长考财政

　　布什总统当政八年大手花钱，加上近来应对危机耗费财力，目前美国面临严重财政困境。由于危机持续时间尚不确定，振兴计划前景不容乐观，加上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加大社保支出等原因，财政压力构成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和政策选择的关键约束因素。长考财政将是制约奥巴马和美国未来领导人施政的挑战性议程。

　　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财政赤字在2003-2005年增长到3000亿-4000亿美元空前规模、债务率超过60%，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2006年出版的《I.O.U.S.A》一书中，作者尖锐指出多重赤字将拖垮美国。这次危机救助使美国债务总额2008年突破了10万亿美元大关，总债务占GDP的比率达到了70.2%，创二战后的最高值。2009年预测美国的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考虑复苏计划的额外支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近日公布2009年财政赤字将达到1.75万亿美元，赤字率达12.3%的空前水平。

　　美国应对财政困境前景的关键取决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效果如何？二是美国人口变动等长期结构性因素影响如何？CBO不久前提供报告给出了一种乐观预测，认为美国财政赤字2009年达到峰值后会迅速下降，到2012年后下降至并维持在3000亿美元以下的水平，赤字率2012年后下降并维持在低于2%的水平上。与此相应，债务率在2010年达到86%的峰值后，会逐步下降到2014年以后的75%上下。

　　笔者认为上述预测过于乐观，原因有三点，一是该预测是1月出炉的，没考虑刺激计划的额外支出，实际情况是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75万亿美元，而不是1.18万亿美元；二是这一预测建立在美国经济近乎完美的V型复苏基础上，其假定美国2011-2014年四年GDP平均4%的增长率；三是依据白宫2月26日发布报告，2018-2019年美国政府的赤字仍高达6000亿-7000亿美元，比CBO估计的2000多亿美元高出好几倍。

　　从长期看，美国财政将不可避免的面临“婴儿潮”一代对社保依赖度逐步增大的全新压力。1946年以后出生的人口2007年之后会陆续进入退休年龄，需要从政府专项账户中领取社会养老保险。此前几十年，婴儿潮一代的社保账户储蓄大于支出，但是今后20年会有8000万美国人加入到领取社保福利的行列。一种估测认为，2017年社保和医疗账户的收入将大于支出，2027年以后将产生每年2000亿-3000亿美元亏空，2041年美国这一账户中的资金将耗用殆尽。评论人士用“银发海啸”来形容这一结构性因素对美国财政未来的冲击，虽不无夸张但也有几分道理。

　　护卫美元

　　财政赤字率超过10%，债务率高达85%，债权方中外国人占相当比例。如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局势，其形势必然岌岌可危、难以为继。它要么不得不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或二手并举，承受深度衰退煎熬进行主动调整；要么则可能面临外资撤离、汇率崩溃、通货膨胀等多重打击，最终不得不被动接受灾难式调整。然而美国却仍能维持大局，而且动辄斥资千百亿巨资谋求振兴。这显然与美元的特殊强势国际地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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