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实上，从2007年底到2008年1月，那时国际金融形势已经开始发展变化，当时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已经开始不足，像美国、欧洲、英国、日本都在1月份开始投放流动性。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继续从紧，没有作出调整，好像当时国际上的变化跟我们没有关系，事实上这个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出来，我觉得当时对这个的认识并不是非常充分。”许善达总结说。

　　他继续指出，2008年4月份学术界已经有观点认为：在一些沿海的地方出现了经济下行的一些先兆，不是继续向过热方向发展了。当然围绕这个判断，研究还算比较快，从2008年7月份将两防政策调整为“一保一控”，把大的宏观调控方向改过来，但是这个改过来，对国际上可能产生的问题准备还是不够充分。所以到了9、10月份金融危机进一步爆发，中国准备不够充分。

　　“作为学术界来说，应该有更高的视野，更历史地看问题，应该更有预见性，更有前瞻性。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人写了预警性的文章，但是总体来看，我们学术界对这样一个9、10月份连锁发生的经济危机，我们的前瞻性是不够的。”许善达说，我们理论研究已经滞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没有看到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这种种的变化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对于未来的学术研究，许善达认为，不应停留在原来的理论体系当中，过去的理论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形势需要。我们应该有一个突破，应该有创新。

　　“另外，学术研究有一部分要研究对策，但也还要有研究战略问题。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如果出现错误、失误，或者说不够，对我们工作造成的损害，会远远大于一个政策制定不太切合实际所造成的损失。”许善达最后说。

　　太相信美国的那一套

　　另一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国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顾问之一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2008年中国对危机的认识整体不足，这种不足一直持续到9月份及之后的“两房”危机和雷曼倒闭危机，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估计不足，对危机之于世界的冲击程度估计不足。

　　“这种估计不足的根源是我们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认识，对美国那一套我们太相信了。”这位经济学家列举，比如所谓的泡沫是不可判断的，事前不可知、事后破裂了才知道，等等。

　　他还指出，我们对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不健康程度认识不够，而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美国经济是建立在地产和金融泡沫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根本的判断，但对这个根本的判断缺乏认识。一旦危机真正来了，来得这么突然，准备和认识不足就会产生冲击。

　　这位经济学家还指出，对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影响，认识也不够，我们低估了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对于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分工，中国过去的一些认识是建立在全球经济金融顺利发展的前提下的。中国一直在不断地积累贸易和资本的双顺差，对这种积累的危险性没有估计到。

　　“从长期来说，英美市场经济的模式问题、国际不平衡问题、金融体系货币体系的问题都需要评估，中国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层面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也是一个需要加强研究的战略问题。”这位经济学家最后还强调了一点：很多问题国内主流学界没有认识到，西方整体上主流学界也没有认识到，但也有一些观察人士在之前观察到了危机的逻辑，这也是要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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