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风险管理部门很难对交易部门进行制衡，”花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员工对本报记者说，“那时所有的交易部门都在赚钱，在银行里哪个部门赚钱，哪个部门就最有势力。银行正在赚取巨额利润的时候，如果风险管理部门认为交易部门使银行处于巨大风险之下，高层甚至整个系统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评估。”

　　华尔街一位任董事经理的交易员也对本报表示，风险管理部门按照原则来说是有一定的权威的，但有时候他们对实际的操作也不是十分清楚，如果汇报给高层，而交易员的态度非常强硬的话，风险管理部门也很难不作出让步。

　　这位交易员也承认，风险管理是很难的工作。“对现在已知的风险的管理是容易的，”他说，“但是对于未知的风险来说，控制是很难的，尤其是当时我们都赚疯了的时候。”

　　没有人考虑过系统风险

　　所有的人都没考虑到系统风险。花旗的风险模型里根本没有考虑到美国成千上万的房主会还不上贷款。这个现在看起来近乎荒谬的情况，当时遍存于华尔街。

　　因为CDO是非常复杂的金融产品，即便是有经验的交易员也对其不能完全理解，并正确评估其所带来的风险，所以花旗就盲目地将风险评估放在主要的评级机构身上。

　　更重要的是，这些评级机构根本没有承担起这样的信任。美国金融作家迈克·路易斯最近在一篇名为《华尔街泡沫终结》的文章中讲述到，曾经指导过惠特尼的斯蒂文·艾斯曼，现在是一家名为Front Point的对冲基金合伙人，一直对华尔街次级房贷市场的盛行充满了质疑和不信任。

　　他尤其不能理解这些评级机构是怎样将那些BBB （最差等级）的贷款变成AAA级别的债券。有一次他打电话到标准普尔，询问如果房地产价格下降，不能偿付房贷的几率是多少。标准普尔的专业人员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模型里面不能接受一个呈现负值的数字。

　　“他们只是假设房屋价格会不断地上涨。”艾斯曼说。

　　这也许就是华尔街的系统危机，当所有的大金融机构为了利润不愿意自己对风险进行评估时，评级机构成了他们衡量风险的最后屏障，但后者无所作为。

　　市场依然很脆弱

　　和华尔街其他的金融机构相比，花旗因为其规模巨大，情况就更加困难。花旗在1998年和Traveller合并之后，一直都没有完全整合好。自普鲁士在2003年执掌花旗以后，各个商业部门相互冲突，运行一团乱麻。

　　“他继承的是一个从来都没有整合完整的公司，而公司也从来就没有在整合方面进行投资，”惠特尼这样评论花旗，“各个商业部门之间并不互相沟通，他们有十几个技术系统和金融账目。”

　　“花旗集团想要向世人展示的是它是一个可以保持强劲增长的公司，它无所不包的增长模式是可行的，”纽约大学商业学院教授史密斯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但实际上它太大，太多样化，非常难以控制和管理。普鲁士和后来的CEO潘迪特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

　　普鲁士正式离职后，花旗曾有意请当时纽约交易所的CEO泰恩（John Thain）来出任CEO，但泰恩放出话来说，不知道什么人有能力可以解决花旗的问题。最后花旗在危机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不得已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减记。到11月底，花旗已经损失了650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以上来自于与房贷有关的金融产品。

　　“保尔森宣布政府将不再用7000亿美元的援助项目购买包括花旗在内的那些有问题的资产后，”标准普尔的分析师斯图尔特·派斯（Stuart Piesser）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花旗集团陷入了破产的边缘，政府不得不出手相助。”

　　花旗集团被政府挽救也并没有给金融市场带来多少的信心。

　　“现在的金融市场依然非常脆弱，”朴文说，“各个金融机构的账目都很弱，华尔街的压力仍然十分巨大，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

　　据彭博社12月5日的报道，今年第三季度每10个美国房屋持有者中就有一个不能支付房贷。在目前失业率已经达到26年最高水平时，可以预期会有更多的人不能按时支付房屋贷款，这也就意味着，危机还有继续深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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