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利的创新工具，致使创意过人的华尔街投行经理与全球市场产品部门制造出非透明且难以再定价的CEO(债务抵押债券)、CDS(信用违约掉期)、MBS(房屋贷款证券化)等金融衍生产品而误导全球市场。

　　其实，次级贷款在美国很早就存在了，为何会至今才酿成全球性危机呢？关键在于许多人都高估了流动性的可持续性与货币在社会总流动性中的比重，而忽略了其中隐藏的结构性风险(包括杠杆作用、流动性风险与定期评价等)，这些风险若同时激发、相互纠缠，流动性便会突变逆转，投资者便会遭受巨大损失。这就是造成全球动荡的“工艺链”。

　　五、“标准链”：失信的评级机制

　　失信的评级机制，纵容美国貌似权威的三大评级机构管理层取悦华尔街金融玩家，帮其产品打上AAA印记。由于评级机构管理层的薪酬是由那些创造复杂衍生品的金融大师支付的，评级机构投其所好势在必然。事实上，如果没有标准普尔、穆迪等给出的AAA通行证，那些保守型的银行与基金绝对不会入局。当然，这些评级公司在每笔次级贷款债券生成的评级中都大赚其钱，被人们赌咒为金融忽悠的同谋，客观上成为失准的“标准链”。

　　六、“控制链”：失当的监管结构

　　失当的监管结构，表现为一些金融专家企业化(丧失公允)、一些经济学家商业化(丧失独立性)、多头政府监管亡羊补牢(丧失预警性)。

　　金融专家与经济学家一旦企业化、商业化而失去公允性与独立性时，就会变成为了短期利益而“唱多”或“唱空”的逐利者，不可能再发挥“明察秋毫”的作用。

　　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融合失调也是造成金融体系崩溃的重要因素，前者的投机与后者的保守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尤其在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衍生品市场之间联动性增加以及金融机构交易联动性增强的条件下，监管的思维与手段本应相应变化，如固守旧规，即使不出次贷危机，也会出现其他危机。而多年来，美国金融机构监管的是套利而不是风险，严重丧失了监管职能与风险控制。

　　贪婪与投机历来是华尔街的行为习性。华尔街传奇的金融家利昂·利维在2002年总结美国科技泡沫与亚洲金融危机时，以《华尔街精神》一书揭示了华尔街精英的系统性行为问题，该书序言第一句话就言：“华尔街要为很多恶行负责”。他还预测了这些恶行的后果：“一旦政府支持下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或者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这样的巨头不幸栽倒，很多大型金融机构都会轮番遭殃。这一切都让美元的持有者心怀忐忑。”

　　全球经济失衡与金融异化的格局，在造就华尔街人才济济的同时，也酿成了华尔街在激励体系、传销体系、创新体系、评级体系、投资体系与监管体系上的系统性失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在总结华尔街行为缺陷时一针见血地指出，“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并不是金融市场的第一次失算。美国金融市场似乎每隔十年都会发生一次大事”。

　　只不过这次华尔街百年一遇的危机，确实标志着金融精英的操守、伦理、价值、文化与知识技能应当作出相应的转型。

　　盲从华尔街的“陷阱”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人才引进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我们也将继续努力引进更多人才。但在引进人才中，也要注意发挥其长，而不是相反。

　　比如德隆事件，这一中国金融史上的一大教训，其原因之一就是盲目追随华尔街的投行职业经理、金融分析师、产品设计师与高级行销师等。唐万新整天热衷于同华尔街人士在一起，应用“金融炼金术”打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通道，华尔街投机与中国式赌性结合，制造了德隆这一“雷曼投行模式在中国的翻版”。

　　再如我国第一只QDII基金——华安国际配置基金，总发行额为1.97亿美元，其基金投资顾问、担保人、票据发行人均为雷曼兄弟的各类子公司。该基金在2006年争夺QDII第一单鏖战中的主要策略就是引进海外人才，聘用的高管都是华尔街相关人士，这也是华安选择雷曼为交易对手、投资顾问及担保人的主要原因，而风险也就此埋下。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必须有开放的眼光，但是盲目追求超常规发展，而对超常发展中的系统性风险视而不见，那就会像华尔街精英的系统性错误行为一样，影响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这对我国金融软实力建设其实是一大“陷阱”，现在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作者为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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