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监管的存在，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

　　一系列放松流动性措施乃至注资失灵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果断接管“两房”，但随即对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坐视不理”，却再次接管保险巨擘美国国际集团（AIG）。

　　我们看到，肇始于监管失误的此次金融危机，已开始改变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监管思路和措施。正如《金融时报》在其社论《美国政府重写华尔街游戏规则》中写到的，“更具潜在重要意义的则是，政府的手伸得更长，权力也大幅延伸了”。

　　这是一次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有价值的金融监管教学案例。尽管成本过于惨重，但其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更大。

　　脱缰的金融衍生品

　　以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是导致、放大和扩散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通道。以“两房”危机为例，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金融衍生品在这次危机中的角色。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成为布什政府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有钱人都早已买了房，因此，那些收入偏低、收入不固定甚至是没有收入的人成为了房地产消费的新动力。次级贷款得以应运而生，并红极一时。美国成千上百个抵押贷款公司、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卖给“两房”，在转移风险的同时，又获得了重新放贷的资金；而“两房”凭借其背后隐含的国家信用担保（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低息借债买下次贷，然后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法，以次债的形式卖给华尔街的投行、各国的央行、商业银行等机构；在次贷转化为次债后，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又再次衍生，构造出各种次债信用衍生品。围绕这个链条，还有其他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

　　在围绕次贷和次债进行的各种衍生过程中，监管是严重失控的。首先，从源头次贷发放来看，一些金融机构为更多更快地发放次级贷款，有意放松对贷款人基本贷款资质和条件的审查。由于过度竞争，一些贷款机构和开发商达成“默契”，部分借贷人购房时甚至是“零首付”。因为他们只要把次贷转卖给“两房”后自己就是安全的。加之借贷人持续还款能力偏弱，这些作为次债基础资产的次贷在发放时就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其次，在次贷通过证券化转为次债的过程中，不仅存在担保过度的问题，而且信用增强的手段过于单一，主要是依靠“两房”背后的隐性国家担保。最后，围绕次贷和次债进行的一系列衍生过程中，每个环节的信用评估是相互脱节的。每个环节掌握的信用评级和有关信息都只是一个碎片，以至于一些人、机构甚至不清楚自己买的是什么时，就把口袋里的钱交给了衣冠楚楚的金融精英们。

　　如今，无论风险管理手段多么完善的金融机构，都难以避免因为机构内部原因或市场外部的变化而遭受风险事件的影响，这是由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的特性所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内的风险产生和传递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曾表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的监管失误。”

　　“双重多头”监管下的缝隙

　　美国金融市场的运作和监管机制一直被视为全球的典范。但历史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回顾美国自1929年金融大崩溃以来的金融监管演变可见，伴随着经济的起伏，先后经历了由自由放任——加强管制——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等多次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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