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不应该作为加强中国金融管制的依据。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我们必须知道，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是对已经熟悉的事情而为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是创造出以前不熟悉的东西，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式的监管，并不能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打个比方，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去学游泳，他当然不用担心被水呛住，但他也学不会游泳，等他下次掉进水里，他就会淹死。

　　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不奇怪。因为必须通过出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从这个意义上，因为次贷危机引发的问题，美国对证券、投行的管制，肯定要比以前增加。现在这么多的投行需要联邦政府和美联储提供保护，那以后美联储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就要建立起防范、监管的制度，来避免危机的发生。

　　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没办法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代价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我认为中国从这次危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学。

　　《21世纪》：日前，央行6年来首度下调贷款利率，并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您认为央行为何动用这两个政策工具？这一举措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影响如何？

　　王自力：我国主动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降低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系列“有保有压、结构优化”的组合拳开始出击，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已经从控制通胀转移至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上来。现阶段，就我国的基本面而言，宏观经济仍应继续以保持平稳增长为主。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67%。但是，这种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污染、大量占用土地的粗放式发展路径基础上的。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和资源、环境、社会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中国经济也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

　　陈志武：央行的宏观调控的举措，总体上是很正确的。因为通货膨胀压力，过去一年来利率一直往上调。但是，现在油价已经下降了40%，大宗商品的价格相对于6月份、7月份最高点来说，也都下降了很多。随着这一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的预期越来越强，大宗商品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得到缓解。现在看来，通货膨胀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不再会是首要问题。由于危机的影响，美国民间消费受到根本性的冲击，未来一两年中国的经济肯定会因为这些负面影响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刺激经济增长是政府面临更大的挑战，央行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预防性的举措，非常正确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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