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加息的政策哲学

　　□程实

　　11月1日，美联储又加息了，在将基准利率上调到4%之后，美国利率水平已经达到2001年6月以来的最高点。由于早在意料之中，所以美联储第12次加息本身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在加息惯性之下，甚至今年12月13日、明年1月31日、3月28日的第13、14、15次加息也已写进美联储的日程表中，尽管在这期间美联储主席的接力棒将完成由格林斯潘向伯南克的传 递。

　　加息本身也许没有太多值得回味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加息前后美联储官员的言论。货币政策委员会声称：“虽然能源价格飙升和飓风破坏作用短期内对增长和就业带来了负面影响，但这些因素对通货膨胀的长期推动更加重要。”美联储连续12次加息也从行动上体现了美联储这种以坚守物价稳定核心目标，不为刺激增长所诱惑的政策哲学。从更广阔的政策搭配视角来看，美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各司其职的有序结构正是美国经济稳健前行的主要保障。

　　美联储圣弗朗西斯科分行女行长珍妮·埃伦曾在10月18日的一次演讲中对上个世纪70年代供给冲击和2005

能源危机之间做了颇富启发性的比较：“两次经济外部冲击在形式上是如此相似，但在经济影响上却又是如此迥然不同，30多年前的滞胀至今仍让人心怀余悸，双位数的通货膨胀、几近于零的经济增长绝对是一场灾难，与此相比，2005能源危机之下美国经济3.8%的GDP增长和4.7%的通胀几乎是个奇迹。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政策搭配，美国经济很可能会重演70年代悲剧。”

　　的确，市场经济虽然在“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之下有自我修复、自我回归的神奇功效，但在市场失灵之时，宏观经济政策大有可为。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很快就被运用到了美国经济宏观调控之中。在滞胀发生前，菲利普斯曲线完美地展现了失业率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而闻名遐迩的奥肯定理又将经济增长与失业率联系到了一起，于是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经济政策浓缩为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用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用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均衡，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美国的政策指派风向标。但很快，理性预期革命之下菲利普斯曲线神秘地“消失”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失去了联系的桥梁，用两大政策谋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三大目标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乎，

汇率政策的重要性被创造性地发现，逐步演变成了美国现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齐头并进的整体格局。

　　从美国现状看，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货币政策在物价稳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汇率政策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于是，以“减税”刺激经济复苏、以“利率大棒”维持物价稳定、以“弱势美元”缓解“双赤字”难题构成了美国政策体系的主体结构，并为美国经济在外部扰动因素下保持稳定奠定了基础。

　　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政策搭配哲学值得借鉴。在中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日益凸现的背景下，提高政策搭配的有序性、有效性和科学性十分必要。值得庆幸的是，国内学者在政策搭配理论和实践方面已经提出了一些颇具价值的主张和建议。国际金融学学者姜波克教授就对蒙代尔的“有效市场分类法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可变的多工具原则”，强调了政策工具多样化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提出了将汇率作为“经济杠杆”的政策建议，在中国汇率形成机制已于7月21日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增强汇率政策在政策搭配中的重要性，将汇率政策提高到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等关键的地位不失为丰富政策菜单的有益选择。当然，在具体政策指派上，中国国情可能与美国国情存在许多差异，生抄硬搬并不理性，重要的是对三大政策的政策效应排序进行细致研究，根据比较优势的不同进行指派。

　　美联储12次加息中紧盯物价稳定的主体策略，从一个角度折射了美国政策搭配体系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赴均衡的结构特征，这种搭配哲学正是中国经济需要思考、借鉴的。(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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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