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纳德拉谈AI、职场女性和微软文化变革

　　导读：微软新任CEO纳德拉正在给曾经为比尔-盖茨和鲍尔默率领的科技巨头打上自己的烙印。本月中旬纳德拉接受本刊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节选。

　　作为比尔-盖茨和鲍尔默的继任者，纳德拉强调与用户共鸣，并制定一套平民主义战略。

　　微软新任CEO纳德拉（Satya Nadella）正在给曾经为比尔-盖茨和鲍尔默率领的科技巨头打上自己的烙印。本月中旬纳德拉接受本刊编辑墨菲（Megan Murphy）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节选。

　　墨菲：你继比尔-盖茨和鲍尔默成为微软第三任CEO，你如何给公司留下自己的个人烙印？你希望作为一家已有两个大名鼎鼎CEO公司的掌门人给它留下什么？

　　纳德拉：鲍威尔和盖茨给我的最好建议是不要落入他们的窠臼。这是不可能的。我在他们创建的公司成长，佩服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同时他们给我充分自信，成为自己的充分自信。我研究我希望实现的目标。我很幸运拥有在微软的这个平台，老实说，我在微软的第一个工作我感觉是最好的工作，第二个工作实际上是最好的工作。

　　现任北达科他州州长、曾是我微软上司的博格姆（Doug Burgum）曾称，我们在意义不大的工作上花了太多时间。博格姆说这番话时我大概30岁出头，当时也许不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了解其中的含义。我希望留下的遗产就是，无论谁加入微软，都能够把自己的个人激情联系起来，把微软当作实现其激情的平台。

　　我喜欢说，不要想是在为微软工作，而是要想微软在为你服务。我明白不会每天都这么想，但即便只能有时这么想，那么你看待自己工作的方式，从工作中获得自己意义的方式都将改变。

　　墨菲：你的新作《拥抱变革：重新发现微软灵魂及设想大家更好的未来》（Hit Refresh： The Quest to Rediscover Microsoft’s Soul and Imagine a Better Future for Everyone）把共鸣与科技、与工作和社会联系起来。你在书中说“我是一位善于共鸣的领导”是什么意思，在你对微软的核心目标中如何体现。

　　纳德拉：共鸣对我们的核心业务来说十分重要。直觉相当简单：微软必须怎么做才能保持自己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满足客户未满足的、尚未表达的需求。这就是创新之源。困难在于不能光说“让我们听听客户意见”。你要做的不仅仅是成为一位积极的倾听者。你不能打开一个叫共鸣按钮的开关，然后说“好了，我要听听客户意见”。

　　所以如果共鸣是创新的源泉，那么如何具有共鸣地领导？我认为这来自于你的生活经验教训。这是生活和工作区分开来这种说法的不当之处。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你的所学、人生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使你之所以为你。并不是我天生就有共鸣的能力，只不过是人生经验教训教给了我这一点，我认为这使我成为一位比较优秀的领导。

　　墨菲：你说你的部分使命是重新发现微软的灵魂。你如何描述你在改造微软文化方面取得的进步？

　　纳德拉：我从内部人士的位置开始这一过程。我在微软成长已有25年，对此我深感自豪。同时我认为我们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一是文化的整个概念。任何成功的制度都以一个绝妙的想法开始，否则什么工作都不能推进。然后打造巩固该想法的惊人能力，文化便围绕它潜滋暗长。

　　挑战在于文化需要培育新的想法。仅仅了解最初想法和文化并不意味着能够进入下一个想法。当某人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那么真正的困难便开始了。

　　墨菲：你如何改造微软的文化？

　　纳德拉：我从心理学家德韦克（Carol Dweck）及其心理学著作得到启发。你不能说改革就是“让我从A地到B地——然后我就会到达B地”。改革必须是不断革新的过程。我认为我们的改革永远不会完成。

　　墨菲：你直言不讳要变革固定思维，对微软落后的方面也不讳言。其中一个领域是云计算。随着云计算继续发展，该领域对推动公司前进有多大根本性作用。

　　纳德拉：应对技术转变比应对业务模式转变容易得多。我们有着高利润率的数据中心软件业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通过对该领域及其利润率状况的特别定义构建了实现成功和进展应有的框架。只不过世界不断变化。

　　市场本身变得越来越大，但有可能将出现不同的利润状况。也就是说，业务模式将具有相当的颠覆性。我们需要直面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在云计算领域面临的情况。我们也许进入云计算领域迟了点，但我们一旦进入便迅猛发展。如果你看微软最新财报，便会发现云计算是公司增速最高的业务。在此过程中会犯一些错误，会抓住一些趋势，会错失一些趋势。但总的能力来自于能够直面自己的固定思维模式。

　　墨菲：你说自己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我和一些CEO谈到人们觉得自己被科技创新抛弃、打乱生活和剥夺权利。你能说看待科技的这种挑战是一股永远的力量吗？

　　纳德拉：毫无疑问我是科技乐观主义者。但所有科技和基于科技的革命都造成严酷的排挤。这得由我们这些得益于科技的公司，以及经历这种变革的社会清醒地面对解决。

　　每次科技变革带来的伟大益处之一是包容性增强。以当今身患残疾、不能充分参与经济的任何人为例。我在微软与一位名叫米尔斯（Angela Mills）的女性是同事。她在工作中用我们打造的名为Seeing AI的新应用。该应用能让视力障碍者“看见”这个世界。打开摄像头，Seeing AI便会告诉你看到的是什么。对米尔斯来说，Seeing AI能让她在餐厅订餐而清楚知道自己定的什么餐品，走进微软的会议室知道自己没有走错门。借助这些人工智能辅助工具，米尔斯能够充分参与公司活动。

　　墨菲：当人们谈论人工智能时，他们对其影响有着几乎根深蒂固的反乌托邦式看法。你怎么描述你对人工智能是一股真正有利力量的看法？

　　纳德拉：我们必须既要把人工智能的挑战，又要把人工智能创造的机会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否认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对的。我想得很多的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对我最关心的无障碍（accessibility）能产生什么影响。一个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Seeing AI。另一个例子是学习。我们最近把人工智能工具整合入Word、OneNote学习工具以帮助有阅读障碍的人。一旦你帮助一位学童跨越其阅读挑战，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向他打开。

　　我们对因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而不能沟通的患者能做什么？我们最新版的Windows采用了眼动追踪（eye-gaze）技术，这样通过眼动便可进行打字、沟通，ALS患者的世界便大不一样。

　　甚至在放射学、癌症治疗等方面人工智能也很有用武之地。癌症治疗最费劲的过程之一是识别癌性肿瘤，确保放疗仅影响该肿瘤而不波及正常部位。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能够提供帮助。这些是人工智能能够提高效率、增强疗效和学习效果，提供更多可达性的例子。

　　墨菲：你儿子Zain天生残疾，你说这件事对你担任领导很有启发。

　　纳德拉：Zain的出生也许是我们夫妇最大的“拥抱变革”（hit refresh）时刻。要是你在Zain出生前几小时问我在想什么，很可能我会说我妻子和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工作，或者是我们的周末怎么过。那天晚上一切都改变了。Zain因宫内窒息严重脑受损，现在脑瘫。

　　我为此斗争多年。我精心规划的计划全都泡汤。看到我妻子的忙碌，我才逐渐接受现实。她辞职回家，从剖腹产中恢复后便开车带Zain在西雅图到处给他找最好的治疗。我从中了解到应如何为人父母。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而是承认对Zain的责任，能够看透他的眼神。我其实并没有遭遇什么，而是Zain遭遇到了不幸。这是影响我的事情之一。

　　墨菲：你和你妻子差不多是青梅竹马。你们基本上是在印度一起长大。

　　纳德拉：我們的生活就是搭档关系。当我想到一家人的状况，想到我能实现的成就时，我不能想象没有Anu，没有她做出的牺牲会怎么样。我在微软想得很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环境。很多想法源自我们作为一家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帮我重新投身工作，认识到家庭这个支撑的存在。然后我的工作充满意义。这是我回想人生经历中感到满意的，是真正的福气。

　　墨菲：对于科技行业有关女性的问题——性骚扰、进步不够——是不是科技行业特有的问题？要做些什么鼓励女性留在科技行业？

　　纳德拉：我们微软以赋能每一个人、全世界每一个组织以实现更大成就为使命。我的责任之一便是打造能让大家实现更大成就的文化。为打造这种包容性文化我在做什么？为了确保同工同酬我做了什么？最高管理层的调性很重要。掌权的人身上必需发生改变。

　　墨菲：如果你考察民粹主义和本土保护主义的崛起，如果你和科技界其他领导人交流，你觉得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会持续存在还是暂时的？

　　纳德拉：我们大家必需面对的现实是，全球化（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已为全球带来大量利益，不过这些利益分布不均衡，即使在主要因全球化而表现优异的一国之内也分布不均——比如美国。除非我们能够解决各国社会的不公平——在美国是“美国优先”，在英国是“英国优先”，在中国是“中国优先”。这就是全世界可预料到的情况。如果不说以自己的国家优先，那么就不会当选国家总统或总理。

　　商界领袖尤其需应对这一挑战。我们不能说，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运动是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必须把它当作我们已经进入的一个阶段应对，因为全球化红利尚未造成全球范围内更加平等的增长。

　　举个例子说明这种挑战：2014年我为Windows 10发布去肯尼亚名叫Nanyuki的地方，在内罗毕以北几百公里。我们用电视空白频段为该农村地区创建宽带连接。然后这里出现一些网吧。我在一个网吧遇见一个研究微软技术的小伙子。他读过大学，毕业后回乡谋生。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做数学题。我又问他为什么做这些数学题，他说是教几个西班牙小孩。真不错。

　　之后一年半时间过去了。我参观我们设在美国中部地区的一个数据中心。这个地方我们投入大量资本，为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众多公司提供动力。然而数据中心之外仅仅10几公里就没有宽带连接。所以根本不必去肯尼亚、印度或别的地方，在美国就能感受到全球化收益的不均衡。我们国内就存在很多不平等，我们必须为此做点什么。

　　眼下我们正在与国内电信公司合作，打造名为“农村宽带倡议”（Rural Broadband Initiative）、也称空中宽带（Airband）的工程，以便为美国农村地区打造更多上网解决方案，方便农村地区参与。比如，我们知道有很多从农村出来的退伍军人返乡。甚至退伍军人事务部（Veterans Administration）的农村远程医疗服务也需要宽带连接，但目前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如果我们要讨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及其能够创造的所有益处，解决目前国内的一些紧迫困难十分重要。

　　墨菲：你在书中谈到“微软是诞生于美国的公司……我们信奉美国梦，我们的员工既积极实现美国梦，又帮助他人实现。我们忠于一系列永恒值观：隐私、安全、言论自由、机会、多样性、包容性……当受到挑战时我们将捍卫这些价值观。”这是微软人人认同的使命吗？

　　纳德拉：我是两大不可思议的美国元素的产物。一是我成长环境中接触到的美国技术，这使得我能够梦想“美国梦”。二是美国的移民政策，这让我实现“美国梦”。捍卫一系列原则即源于此。（柠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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