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国际主席：错在财政政策 别怪全球贸易
自2015年以来，以反对全球贸易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在全球各地盛行。在今年2月的G20部长级会议公报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也被删除。人们不得不问，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究竟是哪里错了？
在今年3月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期间，摩根大通国际主席、以色列央行前行长、三十人集团主席雅各布·弗兰克尔博士（Jacob Frenkel）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他旗帜鲜明地亮出来观点——我不认为保护主义是一项有力的政策武器。
在他看来，“当我们对外开放竞争，逐渐地，国内生产商可能会失业，但如果这种竞争是公平的而不是倾销，那么当然我支持优者取胜。如果海外生产商能以更便宜的价格来生产同类产品，这当然是好的。”
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要想如何帮助失业者。对此，他称，“首先，我们要创造一个贸易调节系统，政府要帮助其进行再培训，让其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但这是一个多年的过程，因此再培训和教育都是系统的必要部分。”
因此根据他的理解，这是一个财政政策问题，而不是贸易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指责贸易，我们不能因此而关上窗户。” 弗兰克尔对记者表示。
此外，他也对美联储逐步进入正常化进程表示支持，“非正常化政策其实是绕弯路，现在是回归正常的时候了。”
当然，市场目前仍在期待美国新政府出台更加适宜的政策框架，例如减税和去监管。“如果你问一下美国的各行各业，为什么他们长期不满档生产或投资，这是因为眼下有很多监管法规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他们正在期待新政府采取更多重商主义政策，并去除冗余的监管。”
贸易保护主义不可取
第一财经：在今年2月德国G20部长级会议上，由于美国的反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说法被公报删除了。从去年开始，逆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你如何看待今年G20的结果？
雅各布：我对此十分担忧。重要的是，开放和自由贸易的优势不能被浪费，全球经济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就备受挑战，现在全球经济同步复苏，保护主义可能会干扰复苏过程。
反全球化将会成为上述进程的障碍。在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化改善了百万人民的生活，全球化意味着，只要有利益就能全球传递。全球化是一个双赢的过程，而不是零和。任何制造分化和阻碍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政策都会产生破坏性影响。
其实，那些保护主义者并没说自己没有或不想从全球化中获益，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公平地进行贸易，使那些全球贸易的输家可以受到保护。这是向政府发出的信号，如果真的想要从全球贸易获利，就要创造一个体系能够补贴输家，识别可能在全球化中受损的脆弱群体，并适当对他们进行保护，例如形成一个贸易调节系统（trade assistance system）、加大教育和再培训的投入、鼓励社会流动性。干涉公开的贸易体系是错误的。
我认为，德国G20部长级会议只是协商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美国新政府说他们可以改进过去谈判的一些结果。从现阶段而言，没人知道他们是否能做到。公报没有将反贸易保护主义放进去是因为，我个人的乐观的解读是，现在还是谈判阶段，我们应该谨慎，因为生活是多变的，如果我们惯于使用对抗的语言，习惯于使用“我和你”而不是“我们”这样的表述，那么大家的心态就不是“共赢”，而是“你死我活”，那么这种心态会被带到协商中。
开放不能成为谈判的“人质”，而是全球每个人的权利，尤其是社会上的那些弱势群体。
第一财经：我们仍应该谨慎乐观？
雅各布：是的。在乐观的同时我们仍需要保持警惕，不能让船在海上漫无目的地随风飘荡，即便遭遇暴风雨，这艘船也要按照其航向航行。最终我们应该能看到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
第一财经：各界对于保护主义的定义认识不尽相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未被纳入G20公报。你如何理解保护主义？
雅各布：我的词汇中没有保护主义，我支持的是找到如何从全球贸易中受益的最优策略。当我们对外开放竞争，逐渐地，国内生产商可能会失业，但如果这种竞争是公平的而不是倾销，那么当然我支持优者取胜。如果海外生产商能以更便宜的价格来生产同类产品，这当然是好的。
但是，我们不能直接放弃国内生产者，而是要想如何帮助失业者。首先，我们要创造一个贸易调节帮助系统，政府要帮助其进行再培训，让其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但这是一个多年的过程，因此再培训和教育都是系统的必要部分。
因此，这是财政政策的范畴，而由于财政政策必须受制于国家预算，也需要反映国家的优先议程。
现在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不是贸易的原因。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指责贸易，我们不能因此而关上窗户。
财政政策需发挥调节作用
第一财经：但还是不得不问，钱到底要从哪来？要靠特朗普政府所提倡的“边境调节税”（BAT）吗？
雅各布：财政政策涉及的是财政开支和财政收入，自动补贴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征收关税，关税其实是对贸易征税，我认为政府可以设计一个税收系统，并在国会进行投票，如果有人支持收税，就一定要公开表态，说明为何要收税。不能随随便便就支持征收关税，认为这可以保护国家利益，但这可能恰恰相反。
虽然碎片化绝对不是个好主意，但政策执行和经济学中的专业理论，这二者运用在贸易政策中存在很大的鸿沟，所有人都知道贸易的好处，但政治家就是喜欢干预贸易，因为其他方式都不如直接干预来得便捷。
第一财经：有人认为边境调节税类似增值税，我们是否依此设计出最优税制？
雅各布：税制的设计应该有全局观，需要认清国家的目标是什么、需要多少钱、钱从哪里来、如何防止造成扭曲。从现实情况来讲，这完全是可行的，要设计这个具有全局观的复杂税制，就需要将你的税制设计为VAT税制。我的想法是干预贸易不是好的解决方法。
第一财经：为何在过去十年的全球化鼎盛时期，政策制定者没有做好必要的财政政策调节？
雅各布：失败的不仅仅是政治家，因为政治家反映的是社会声音，我们从骨子里信仰并且明白全球化的人应该勇敢站出来教育所有人，即当政治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时，民众就应该蓄声反驳，表示这并不是保护国家利益的正确方法，我们应该要缔造一个反对保护主义的环境，当然这是一个长期进程。
第一财经：每个国家的税制都不同，这如何解决？
雅各布：每个国家必须保证，国内的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如果开放市场，允许资本和产品流动，就要防止监管套利。因此全球税制一体化（global tax harmonization）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税制一体化尚未实现，但最终的全球化是要保证大家都在同一水平线上竞争。
第一财经：此前，G20讨论过打击避税等问题，但从未涉及过全球税制一体化。你认为这应该被纳入议程吗？
雅各布：我们最终想要反对的是不公平竞争，这也是为何大家反对倾销。如果一个国家对某行业进行补贴，而该行业的公司又以便宜的价格在国际上倾销自己的产品，这就是不公平贸易。其实税收和倾销就像硬币的两面。
第一财经：你对今年的G20峰会有何建议或期待？
雅各布：我认为G20一直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机制，议程也非常广泛，不过我对部分机制持保留态度。例如，我认为不应该每年都换轮值主席国，如果每个国家每年都设定一个新目标，这样可能缺乏连贯性，反而什么都做不好。此外，也可以考虑设立一个G20秘书处，来监督G20成员国是否执行了上一年的议程，保证G20讨论成果的延续性。
但是G20不像IMF正式，IMF是基于合约成立的，而G20并不是基于合约成立的的，可能正式程度略逊一筹，但G20机制在2007-2009年危机期间的危机管理上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对于风险预防领域的作用，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第一财经：针对中美之间可能的贸易摩擦吗？G20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雅各布：G20这个机制没有“牙齿”（teeth），可以说只是一个“素食主义者”（vegetarian）。如果一旦有了贸易战的心态，那么其实就不会有真正的胜者。我们应该改变心态，不应该老想着“你死我活”，而是多用“我们”这样的词藻，追求共赢。
美国的思维是否能够改变取决于目前的谈判，大家都很清楚，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来谈判的，但到了最后，只有在每个国家的利益实现平衡的基础上才能达成一致。
货币政策回归“正常”
第一财经：经历了近10年的低速增长，全球经济终于显现了较强复苏的迹象。你认为这是真正的复苏还是仅仅是周期性的反弹？
雅各布：这取决于政策制定者。过去那场金融危机的深度是史无前例的，因此需要的也是史无前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危机之后，市场需要从十年的非常规政策中回归正常状态。但执行了十年的非常规政策，你就必须问问自己，什么才是正常化的政策。央行也必须要清楚地向市场传达信号，即非正常化政策其实是绕弯路，现在是回归正常的时候了。
第一财经：为何金融市场对于加息的反馈如此积极？
雅各布：投资者认为美联储的政策变化预示着经济复苏。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不仅仅因为经济复苏，市场还在期待美国新政府的利好政策，例如减税和去监管。如果你问一下美国的各行各业，为什么他们长期不满档生产或投资，这是因为眼下有很多监管法规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他们正在期待新政府采取更多重商主义政策，并去除冗余的监管。
当然我认为，金融危机后的一些金融监管是很重要的，也是积极的，银行当然需要降低杠杆、增加资本充足率，这将防御金融系统免受系统性风险冲击。
当然有一些法规的确有些抑制生产率，可以想办法将其负面效应去除，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让企业兴隆，只有这些雇主才能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多就业。但是，也只有他们对于市场的预期更加积极、知道能够实现盈利后，才有动力雇用更多员工。因此，我们需要鼓励、帮助企业，这样才能推动就业市场。
第一财经：你认为经济复苏是否会持续？特朗普政府的各种政策承诺能否实现？
雅各布：我不想对未来政策妄加猜测。新政府上台不久，很多立法仍需要国会的批准，一旦通过，我们可能看到基建投资极速扩容，这的确是有利于经济的。如果可以更加理性化一些原有的监管、实行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税制，以及鼓励企业长期发展而非短期目标的政策，我相信投资者都会非常积极投资，他们不仅会投资金融部门，还会投资实体经济，而增长也将来自这些部门。
我之所以对于货币政策正常化比较乐观，是因为长时期的低利率会使得经济付出代价，它会造成很多扭曲，鼓励金融市场的逐利行为。
第一财经：就货币政策而言，你认为美联储应该重点考虑加息还是收缩资产负债表？
雅各布：我们其实并没有收紧货币政策，我们只是慢慢回归正常的货币政策。
第一财经：那么正常化和收紧的界限在哪里？
雅各布：其实这很容易辨别。美国的利率水平在零附近，而通胀已经恢复到2%左右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加息了。
此外，现在资产负债表比过去几年大得多，美联储可能未来不对到期的债券进行再投资，那么可能就是缩表。
当然，各国处于不同的阶段，我说我支持正常化进程，这并不是说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应该很快正常化。此外，如果加息是必要的，这可能会反映在汇率上，我们不应该干预汇市。
第一财经：你认为欧元区何时能够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
雅各布：欧洲的问题更加复杂，欧盟有28个成员国，它们的经济状况并不相同。德国的就业情况几乎与美国差不多好了，但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情况十分堪忧。欧元区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责任编辑：帅可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