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特朗普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
林毅夫：特朗普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 | 冰川独家专访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冰川思享库
陈季冰 张翔 冰川思享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卸任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倡导新结构经济学。此次林毅夫受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稍早前，我与他进行了一次对话。
以下是这次对话的全文，本文同时发表于博鳌亚洲论坛旗下官方刊物《博鳌观察》2017年3月号。冰川思想库为《博鳌观察》智力支持机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卸任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倡导新结构经济学。
他提出的一些主张，例如一个“有为政府”应当实施明智的产业政策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和争议。
2000年春，我曾在当时由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升级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习，有幸受教于林毅夫先生。过去10多年来，我也曾数次与林老师当面交流。
此次林毅夫受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稍早前，我与他进行了一次对话。
以下是这次对话的全文。
▲林毅夫与本文作者合影陈季冰：林老师，您作为嘉宾受邀出席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有什么新的观点要发表？
林毅夫：我在这次博鳌论坛年会上讲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新书——《超越发展援助》里面表达的观点：即如何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经验有目共睹。
二战以后，很多原先的殖民地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同时另一些半殖民地国家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几十年以来，将近180个经济体都在追求现代化，每个经济体都经过了几代领导人和全国上下的努力。
而且不仅是它们自身，二战后成立的很多国际机构，比如我曾经工作过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也在进行着各种开发援助。
但从现实结果来看，真正摆脱贫困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成功案例非常少。真正成功地实现从低收入到高收入跨越的，实际上只有两个经济体——东亚的台湾和韩国；而实现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有13个。
其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或者产油国，另外5个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台湾和韩国同时也是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中国很有可能是全世界第三个成功从低收入步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林毅夫谈世界格局变化中的国家发展今天回头再看，上世纪80、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型中大多采取了“华盛顿共识”推崇的“休克疗法”，但它们都没有取得成功。
反观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几个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推行的则恰是违反华盛顿共识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这在90年代曾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制度，因为它存在显而易见的寻租空间。
这意味着，我们的发展理念亟待反思，特别是要超越新自由主义推行的“华盛顿共识”。
陈季冰：这似乎就涉及到您从世行回到国内后一直在倡导“新结构经济学”，能不能给我们简单概括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要旨以及它所希望解决的最主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有机而复杂的整体，我可以发几篇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文章给你。
不过，它的核心意思包括以下一些观念——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的提高本质上则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依赖于软硬件技术设施的不断完善。
▲会场花絮经济发展就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不断的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同时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硬的基础设施，包括港口道路这些；软的基础设施，则有金融制度、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过程。
怎么样让这个过程能够持续良性的发展？很重要的就是在产业升级的过程要符合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同时实现符合比较优势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事情是企业没有能力做的，政府却是可以有作为的。
有效市场以政府有为做保障，有为政府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市场要有效必须有产权保护、各种市场发育、宏观稳定，收入分配影响社会和谐和市场有序运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各种外部性和协调的市场失灵，上述等等和其它造成市场不能运行或失灵的问题都需要积极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所以，有效的市场需要政府的有为来做保障。
政府有为的目的是为了使市场有效，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政府的行为超过保障市场有效的范畴就成了越位，该做的不做或不做好就成了缺位，所以，政府的有为以市场的有效为依归。
总体来说，新结构经济学与目前主流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不同在于，主流理论一般都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或者是发达国家能做好什么作为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什么东西做不好，然后就借鉴发达中国家，争取拥有发达中国家所有的，按照发达国家的做法来做。
但是老实说我没有看到这么做有成功的例子。反过来，新结构经济学是看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把它做大做强。这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削足适履，寻找到最合适的发展路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陈季冰：2016年是黑天鹅事件不断的一年，从英国公投脱欧，到美国特朗普的当选，在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反全球化的思潮似乎逐渐占据上风，您对此怎么看？
林毅夫：我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的老师舒尔茨在1960年代写过专门的文章，梳理了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出现过的各种思潮。
一般来说，出现问题以后，人们总会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未来出路的解决方案。如果过去已有的那些理论解释不了当下的问题，就会有新的思想出现。如果新的框架和新的分析找到了问题的原因，而且似乎很有说服力，大家都接受了，它们就会变成思潮。这些思潮往往同时包含了对现有问题的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两部分。
舒尔茨发现，17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思潮中对新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即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至少并没有像它们所宣称的那样获得预期的效果。
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是不是也是如此？当前西方的民粹主义思潮正是如此。民粹主义是一个现象，现象的背后有原因。它将收入不均和贫富差距归咎于全球化，但其实并非如此。许多时候，表面上的原因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必须要找对问题的根源，对症才能下药。
▲会场花絮陈季冰：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高举保护主义大旗，他在竞选和就任之后的一系列宣誓和举措，诸如要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退出TPP等等，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及亚太一体化造成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您对中国经济有深湛的研究，并且对美国经济也可以说非常熟悉，能否谈谈您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及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前景的展望？
林毅夫：我有一些担心，因为特朗普没有找对美国问题的症结，他没有把问题看清楚，所以开出的药方也是错误的。他所采取的措施不仅不能保护他想保护的那部分选民，而且可能让问题更糟糕。
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因为这部分中国卖给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几十年前就已经不生产了。上世纪60年代，它们主要是日本在生产，后来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然后才是在中国生产。所以不是中国今天才抢了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岗位，而是生产这些产品不符合美国的比较优势。
如果特朗普真地对中国产品所有输美商品一律征收45%的关税，其结果将是：首先，一般消费者要付出额外的高昂代价；其次，这部分就业也未必就会回流美国。因为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太高，如果这部分产品放到美国去生产，根本没有竞争力。
所以我估计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之前提出的那些政策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当然，他为了兑现先前的竞选承诺，可能会找一两个无关紧要的产品，征收一些高关税。但不会像他竞选时候所讲的那样一刀切，我觉得那几乎是没有可操作性的。
我们常常讲，“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特朗普真地搞贸易战，对中国虽然有不利影响，但对美国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损害。我们当然要做最坏的准备，但也不必过于悲观，能够沟通的还是尽量沟通。
实际上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保持定力，该怎么做想清楚，不要自乱阵脚。
▲会场花絮陈季冰：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转型阶段，增长速度预计会步入一个比过去稍低的“新常态”。我们知道，多年来您一直信心十足地认为，中国经济完全有机会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继续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态势。
鉴于此，我想请您谈一谈您对于时下大家都在说的“新常态”以及中央政府正在推动的“供给侧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或者更具体地说，你认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改革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具体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有哪几件？
林毅夫：我说的持续高增长，强调的是中国有这样的潜力，并不是说中国一定能实现。
供给侧决定增长的潜力，但真正能够实现多少增长，是由需求侧决定。需求侧包括出口、投资和消费三大部分。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对外出口增速肯定会下降，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没有复苏，整个国际贸易都在下滑。在2008年前，全球贸易增长是GDP增幅的两倍以上，现在已经低于经济增长。
所以中国要保持高增长就必须主要依靠内需。
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事实上我们现在投资的空间还很多，因为中国总体上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投资的机会不少。中国还有一些基础设施可以进一步完善，比如环保领域等，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
这是我们与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着产业过剩和产能过剩，它们的产业在很多领域都是前沿，所以很难找到确定的好的投资机会，而中国不同。
此外，发达国家投资基础设施也没有中国这么大的潜力，因为它们该有的已经都有了，主要是老旧的问题。但大家都知道，老旧基础设施的完善升级，与投资新的基础设施，回报率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
▲会场花絮另外，我们财政负债相对低、储蓄高、外汇储备也充裕。我们把这几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未来就能够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就会创造大量就业。
所以中国在需求侧的空间还是很大。基于此，远的不说，我想十三五规划期间国民经济增长保持在6.5%左右，应该问题不会很大。
陈季冰：说到这个，想起不久前曾经引发全社会热议的关于“产业政策”的学术争论，您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什么更多或更新的观点想要补充吗？
林毅夫：其实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可惜你们媒体没有报道清楚。
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媒体基本上都是反对政府干预的。好像一谈政府干预就都不对。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也有产业政策，欧盟有，美国也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的方向都不一样，所以产业政策也显得不一样。
实际上并不是政府的任何产业政策我都支持，我指出的失败的产业政策比我支持的产业政策更多。
陈季冰：作为您曾经的学生，还很想知道您最近手头正在从事哪些方面的理论学术研究、以及政策实务方面的工作？
林毅夫：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是在经济学界推动一种新的学风，我把它称为“知成一体”。我们本来讲“知行合一”，这还不够，除了“知”和“行”，我们还要把事情做成的“成”。
▲林毅夫陈季冰：记得您以前说过，自己最崇敬的偶像就是王阳明。
林毅夫：是的，我非常佩服王阳明。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不过我们现在还要更进一步。
作为古代儒家士大夫，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是在道德哲学范畴中，比如是你要孝顺父母，你要友爱兄弟。你知道应该这样做，你做了，你就成了。所以他讲“知为行之始 行为知之成”。
在现代社会科学里，仅有“知行合一”还不够。比如说我们刚才讨论的许多经济问题，好像按照一些流行的理论，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然而事实是，我们按照主流观点那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糟、更复杂。
这就要求我们经济学不仅要探究“知”的问题，还要最终以“成”来检验这个“知”。
▲新浪财经商业内容中心副总监张翔与我一同完成了这次对林毅夫教授的采访对话，并参与了本文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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