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反商总统奥巴马其实一直对商界友好

　　导读：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月在白宫接受《商业周刊》采访。该刊最新一期封面文章刊登了采访内容，从中可以发现被贴上反商标签的奥巴马并非执意和银行作对，而是以大局为重加强监管。

　　Q：美国股市在你任职期间上涨了两倍，企业实现高额利润，但你仍然被贴上反商（anti-business）总统的标签，对此你怎么看？

　　A：首先，在我第二任期行将结束之际，我认为商界也许更加承认、更愿意承认我们成功度过了一生中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取得的成功超过很多其它国家。我们目前的GDP超过危机前10%，但欧洲还未恢复元气。

　　正如你所说，股市显然又火热起来。但我认为与普通人更相关的是我们把失业率降低了一半，我们的私人部门就业连续增长月份为历史上最长。制造业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大就业增长。汽车业再次复苏，汽车销量空前。我们让清洁能源产量翻倍。我们的传统化石燃料产量超过所有人的预期。我们还让经济增长、降低失业、削减赤字约3/4（按占GDP的百分比衡量）。所以事实胜于雄辩。

　　我认为商界过去对我的政府不满是在监管方面。然而如果你看看监管成果——《多德-弗兰克法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容否认我们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业比我上任之时更加安全和稳定。银行业利润不如过去那么大的不得了也是事实，不过我认为这并非坏事，而且我觉得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这么认为。银行业仍然赚钱，只不过是去掉了泡沫，这对金融业的长远发展有利。开始用老方式挣钱，别赌博，要投资，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奥巴马谈经济

　　Q：监管降低盈利能力而非仅仅使金融体系更安全，你认为这是监管的一项好处吗？

　　A：我们的目的并非为了降低金融业利润而降低利润，我们的目标是减少导致过多利润的鲁莽行为。我认为更加难以利用、威胁美国整体经济稳定对美国经济有利。

　　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公开声称：“我认为接下来的十年你不会看到一位银行家在华府担任高级职位。”你认为这也不可能吗？

　　毫无疑问银行业在雷曼兄弟事件后深受打击。有意思的是，在我上任之初他们认为我、盖特纳或其他人在煽动反银行情绪。我们要对他们说，没有，煽动这股火焰的是那些失去家园、失去储蓄的人。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是，银行业也进行了部分反思。

　　包括戴蒙在内的很多银行业掌门人， 我认为他们很聪明，是杰出的商界人士，但他们有不同的职责。他们的职责是服务股东，使利润最大化，经营业务。我作为美国总统的职责是确保整个体系稳定，使高效分配资本的健康、行之有效的体系充分服务整体经济。这意味着任何个别银行或银行家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整体经济的利益一致。如果占据这个位置的任何人认为无论什么只要有利于美国前十大银行就自动对美国有利，那么美国人民肯定会怀疑。即使是银行家也不希望他们的总统这么说。

　　我们提出简化抵押贷款、让消费者更明白的法规也许不利于某些人的短期利润——如果他们的业务模式是向消费者推销不靠谱贷款的话。但如果人们了解他们将要购买的东西、能够负担他们获取的抵押贷款，这实际上有利于住房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

　　Q：部分出台法规意味着获得贷款更困难。大约58%的抵押贷款发放给了收入最高的申请人，而且非裔美国人住房拥有率下降。对此如何平衡？

　　A：有意思的是，无疑贷款机构方面出现一些收缩，保守性增强，不过这通常不能由监管法规来解释。这是他们反思业务模式的副产品，和施加给他们的任何监管要求无关。

　　Q：所以你不可能去华尔街工作？如果你的一对女儿最后在华尔街工作，你会感到高兴吗？

　　A：我肯定我女儿不会在华尔街工作。不过我真心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比较优势之一是范围极广、程度极深、极复杂的金融业。这意味着更多资本流经美国，能够将其导向创业公司、小公司。我们希望让金融业这样发展。不过我的确认为，如果金融业在经济中占40%的比例，我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去金融业而非工程业或计算机业工作，那么我们的竞争优势将随时间流逝而丧失——这不是我的偏见，很多经济学家也认同这一观点。

　　Q：我们谈了美国经济的一些积极方面，但我们仍然发现生产率处于极低水平，GDP增速在2%上下徘徊。萨默斯等人甚至谈到增长长期停滞。你认为美国经济增长路径如何，基本面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A：我对美国经济和整体世界经济的前景天生乐观。我的确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能比目前快得多，而且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速能超过任何其它发达国家。

　　我们所奠定的部分基础使我们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对研发所做的投资，对清洁能源正在进行的投资，以及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就业培训的投资——这些投资也许今天不会产生回报，但会在今后五年、10年、20年产生回报。

　　我们需要做而没有做且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我提出但仍被国会阻挠的一些提议。最显而易见的是基础设施。我们的基础设施维护规模可达2万亿美元，这些就业不能转移到国外。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就业不仅能对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而且能为长期生产率提高奠定基础。在资本成本如此低的时期不这样做真是不可理喻。

　　奥巴马谈经济增长

　　我们没有明智地处理好移民制度，这与我们的经验不符。与欧洲、中国或日本相比，我们的最大优势之一是不断吸引新人才，吸引那些希望前往美国、愿意为此承担巨大风险的奋斗者。

　　让大学更容易上得起，以便每一位年轻人都能获得一些高等教育：如果我们的工人素质和技能提高，我们的生产率就会更高。所以我们现在便大有可为，不需要什么现成的政策措施，但却的确能对提高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

　　Q：你觉得理想的最低工资是多少？你曾说过是12美元，不过能到那么高吗？

　　A：我想说这样一条普遍定律：如果你在我们这个社会全职工作，你应该超过贫困线。你在曼哈顿还是在阿肯色州或俄克拉荷马州的小镇情况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存在一定门槛，你超过这个门槛就能支付你的账单，低于这个门槛就没钱付。

　　我们的经济史似乎表明，如果工人分享经济总蛋糕的充分份额，他们就会花掉它。消费者信心增长，企业更加愿意投资。我们目前的一个问题是——我和公司老总们交谈，他们跟我说，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2%，那么就无需大举投资创造利润，只需通过自动化和其它方式确保成本足够低，基本上销售同样多的东西就可挣钱。如果你让工人工资挣得更多，那么你就得追逐更大的市场。

　　我们还知道，如果人们看到工资适度增长，那么最终会对整体经济产生良好效果。于是我认为，当我们迈向这样一种经济，由于自动化，制造越来越多的产品只需越来越少的工人，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将转移到服务业。服务业过去是低收入行业。为了确保贫富差距不再扩大，中产阶级队伍不再萎缩，我们要确保服务业收入较高。

　　现在让一位希望当老师的理想主义年轻人设想老师如何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十分困难。对我们的经济来说，没有什么工作比教室里有优秀教师更重要，然而按照目前我们经济的结构方式，除非父母给予相当大的补贴，否则年轻人做出当老师的决定太难了。

　　Q：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A：这是我们研究如何给予教师、给予医疗保健人员报酬的一个例子。越来越多的人将进入这一领域。这些领域的生产率提高不会那么快，因为按照定义，与孩子互动或帮助正在进行物理治疗的老年人受自动化影响较小。所以对于那些通过真正重要的、必要的工作谋生的人的薪酬社会影响，我们要做出更广泛的决定。

　　不过我的观点是，我觉得经济学家、商界领袖、学者一度把这一冲突当作公平与分配、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投资那些会让我们更高效的东西——比如基础设施、研发、教育、贸易等——为此我有时与民主党部分成员起冲突。我不是那种认为我们能够砍断全球供应链而且还能提高生产率的人。不过我还认为，如果能够把使我们更高效、生产率更高的东西与提高服务业工人工资的战略相结合，那么不仅经济将实现可持续的更广泛发展，而且还能取得对持续提高效率来说很有必要的政治一致。

　　Q：部分经济学家称全球化将开始针对所有服务业就业。如果你希望报酬服务业的工资增长，那么这不会推动我们实现某种普遍基本工资吗？

　　A：由于自动化、全球化，我们要检讨其社会影响，就像我们在19世纪初、然后在大萧条之时和之后的检讨那样。40小时周工作制、最低工资、童工保护法等观念必须与时俱进。不过要是我们聪明的话，我们要让转变过程不太唐突，因为我们还在发展，我们正在对抗全世界的竞争。比如，在智能汽车方面，基本的技术现已具备。目前受雇驾驶某种车辆的人数巨大，其中一些工作相当不错。但人们担心Uber，不过真正的担心是无人驾驶Uber、无人驾驶巴士或别的什么。

　　如果智能汽车普及，有各种理由认为社会将因此而更美好。交通伤亡数量大降、交通工具使用效率大大提高、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大降。但是如果我们丝毫不考虑目前靠开车为生的那些人将来会怎样，那么我们就会遭遇深刻的阻力。

　　所以我认为，试图把效率、生产率的问题从分配、人们的生活经验、人们的养家能力问题分割是一个拙劣办法。这不是两者居其一的情况，而是二者兼具的情况。

　　人们觉得自己落后的一个原因是自由贸易。

　　关于贸易有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赞成自由贸易。只不过那些反对自由贸易的人感受更加强烈的多。其次，无疑过去的一些贸易协议、过去40年来的全球化方式并不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例子来说吧。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正确的。公平地说，没有人料到中国突然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引擎。不过本来有可能建立防范措施以确保中国不公平地贬值人民币，不让他们进行现在这样的国企补贴和倾销产品。幸好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

　　奥巴马谈不平等

　　如果我们只是假装贸易将流逝或我们可以阻止贸易，那么中国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制定贸易规则。这诚然不利于美国企业。也不利于美国工人，最终不利于越南或马来西亚或我们与之合作的其它国家的工人。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认识方面的挑战在于我们对全球化的益处视为当然。国际化的成本高度可见。你可以说，过去20年通胀如此之低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能够从世界各地获得大量廉价产品。

　　另一方面，当一家工厂倒闭时，我们亲眼看见。而且人们感受深刻，整个社区都感受深刻。

　　奥巴马谈商界

　　Q：你有意自己开公司吗？

　　A：这个问题我之前谈过。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如果我不进入政界，那么能够激发我激情的可能会是开一家公司。我觉得开启总统竞选活动、搭建各种团队、宣传观点所需的技能和我将在私人部门运用的技能是一回事。

　　现在我始终小心不对二者作太多轻易比较，因为有时候一些公司老总进来开始告诉我应如何做总统。有时候我不得不让他们打住，告诉他们，“得了，首先我感谢你的建议。但请你想象一下：在你的董事会和管理层中一半的人想方设法除掉你，让你干不成任何事。你有200万员工，但你不能解雇他们多少人。你的竞争对手并不推销他们的产品，而是喋喋不休地说你的产品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会造成文明危机。如果你综合想象一下这些情况，你就会明白我一半的日常工作”。（柠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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