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坑过的国家

5月底，三位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在IMF最新一期刊物《FINANCE & DEVELOPMENT》上发表的题为《新自由主义：已超卖》（Neoliberalism: Oversold?）的论文，罕见对“新自由主义”提出了批评。

文章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因为IMF可是主导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机构。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理念，以1989年诞生的“华盛顿共识”为政策宣言。后者是一整套针对当时陷入危机的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提出者是美国，参与者为IMF、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

“华盛顿共识”主要包括压缩财政赤字、重视基建、降低边际税率、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十大方面。

自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在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向全球推行“华盛顿共识”，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造全世界的过程中，先后树立了几个样板：

其一是拉美，特别是阿根廷；其二是90年代的俄罗斯；其三是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其四是中东的埃及。其五是欧元区的希腊。那么，这些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后，效果如何呢？

1.拉美

智利军人于1973年推翻人民团结阵线政府之后，率先进行改革，由“芝加哥弟子”们根据货币主义理论重塑智利经济。80年代中期，拉美经济改革浪潮再度兴 起。1982年后，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纷纷发表文章，主张拉美国家实行 “经济自由化”改革。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提出关于解决债务问题的“贝克计划”，主张由国际商业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向发展中的重债务国提供贷款支持，但要 求债务国“必须削减政府开支，紧缩财政，开放经济，放宽外资进入条件，鼓励竞争，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发挥私人企业积极性，实行资本 流动自由化。总之，债务国要进行‘综合、全面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

1989年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出“布雷迪计划”，首次同意对拉美债务国所欠债务本金给予减免，但作为条件，要求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阿根廷、墨西哥等重债国分别与美国就“布雷迪计划”实施达成协议后，各国遂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力度。

阿根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根廷在庇隆执政时期强调政治独立、经济主权和民族利益，实行企业国有化、进口替代和政府调控，注重社会公正、保护劳工、加强社会福利 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获得长足进步，社会福利居于拉美国家前列，生活水平接近于西方国家中的西班牙，被人们称为“准发达国家”。

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日本的2倍，略高于芬兰和挪威，略低于意大利和瑞典。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高 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但1930年发生政变以后，阿根廷结束了70年的政治稳定局面，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但即便如 此，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当。

1989到1999年在卡洛斯·梅内姆任总统期间，阿根廷政府实行以对外开放为引导、以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政策的经济改革计划，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正是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所主张并大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的两个基本要点。

贸易自由化

对外贸易在阿根廷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出口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1989年以后，梅内姆政府对进出口管理进行改革，除药品、食物、国防材料 及其他特殊商品须先征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外，解除了大部分以前限制进口产品的限制。到1991年3月， 原材料的关税率为0，最终产品的关税率降为22%。平均关税率降低了10%。

贸易自由化政策扩大了阿根廷的进口，却对出口造成了损害，进而又排斥了阿根廷部分已经现代化的产业。

在全球和地区市场上，由于富国贸易壁垒和巴西货币贬值等因素，阿根廷引以自豪的农产品价格趋于下降。结果1998年阿根廷外贸进入逆差状态，逆差额55亿美元，开始了直至今日的国际收支资本净流出时期。

大规模私有化

梅内姆政府上台后，在1989年通过《国家改革法》和《经济紧急状态法》，规定对国有大型企业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阿根廷的私有化纲领是经济更广泛开放的一整套计划中的一个部分，其目的是想通过私有化使阿根廷成为吸引外国资本的一个热点。

阿根廷对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既迅速又彻底：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多数国有企业被卖掉。社会保障体系也部分私有化和解除管制，农业经济也不再受官方控制，撤销30年代成立的农业委员会。

到1993年末，阿根廷政府通过私有化得到了150亿美元。

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国内实际工资普遍下降，进一步从总体上弱化了阿根廷经济。私有化并没有带来效率的上升，与科斯的产权理论的预言相反，阿根廷经济的效率总体上在私有化后下降，并进一步引发恶性通货膨胀。1989年阿根廷消费物价上涨5000%。

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

在改革中，阿根廷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不仅向外商卖光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而且几乎卖光了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所有国有企业，连金融银行领域的国有企业也未能幸免，国际金融投机超级大庄家蜂拥而入。

截至2001年，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被外国资本控股的银行竟达8家，致使外资银行能够在阿根廷全面经营阿根廷比索和美元业务，美元流通不断扩大，阿根廷货币的美元化趋势日益加深，美元存贷款业务急剧增长，政府最终失去对金融的调控能力。

金融自由化还引发外债迅速增长，使整个国家的金融活动日益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则成功实现了对该国经济的控制，金融动荡、经济衰退险象环生。

1991年受过哈佛大学训练的阿前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洛临危受命，进行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取消政府在货币和外汇方面的管辖权，实行比索兑美元1:1的 联系汇率制度，即盯住美元，实施“美元化”的货币兑换政策，以强行控制通货膨胀。应当说，“美元化”对抑制通胀产生了“奇效”，1994年阿通胀率降到 6%以下。

但比索与美元挂钩，抬高了生产和劳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阿根廷产品很难与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巴西等拉美国家竞争。1999年巴西雷亚尔贬值以后，与巴西 贸易关系密切的阿根廷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困境，2001年6月，阿根廷开始实行在外贸方面的特殊汇率制度，即双轨制汇率，比索除与美元挂钩外，还 与欧元挂钩，把1比索兑1美元，改为兑欧元与美元的平均值。国内汇价仍然维持不变，金融市场、银行汇兑和个人外汇买卖仍按比索兑美元1:1的汇率。

由于欧盟是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实行双轨制汇率有利于其扩大对欧盟的出日，但同时反映了比索的变相贬值。许多阿根廷企业和居民把实行双轨制汇率视为比索贬值的第一步，导致全国企业和居民抛售比索兑换美元。这是后来阿根廷金融崩溃的前奏之一。

改革之后，一片狼藉

2001年底以来震惊世界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为实行1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作了总结。10年盘点下来，阿根廷欠巨额外债1300多亿；巨额财政赤字造成财政崩溃；社会分化、全国30%人口陷于贫困，失业率超过了20%。

阿根廷陷人财政和金融困境后，在多次登门求援中，美国除表示同情和政治支持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表示和举措。在梅内姆政府时期，阿根廷在没有实现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指标的情况下，通常仍能获得新贷款。但是2001年7月阿根廷金融形势开始恶化后，阿根廷被迫实行严厉的紧缩措施——“零财政赤字计 划”。

11月底，在阿根廷无法完成该目标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断然拒绝提供计划中的贷款。由此，阿根廷也无法获得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西班牙政府等预定提供的贷款（贷款额总计50亿美元），从而把阿根廷逼到财政和债务破产的边缘。

阿根廷为了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过高要求，铤而走险地采取了违背民意的紧缩财政措施，大力压缩公共开支，包括削减国家公职人员工资和退休金。其结果是刺激需求措施未见成效，生产和商业指数不断下滑。

这使得阿根廷政府从一开始采取反危机措施起，就与民众处于激烈的对抗中，随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纵深发展，危机逐步演化为政治和社会危机。

就这样，阿根廷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贫困和饥饿的现象遍及全国。

至2002年下半年，由于大批企业破产，失业猛增，失业率急剧上升到25%，社会贫困人口比重达到57%，曾经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水平急剧下降到拉美国家的最后几位，最终导致全国性的社会动乱。

就这样，这个90年代被美国当局誉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楷模”的阿根廷，一个GDP曾经的准发达国家，仅仅十几年时间，便沦为拉美地区最贫穷的国家。

2.俄罗斯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与上一次出访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叶利钦言道， 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 花结果”。

在俄罗斯国内，与叶利钦遥相呼应，以自由主义先锋加·波波夫、叶·盖达尔等为代表的优势舆论直言“抛弃社会主义，移植资本主义，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 罗斯”。当时叶利钦的首席谋士根·布尔布利斯宣称，“资本主义”是目前为止人类创造出来的虽不是最理想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俄罗斯可以大胆采用，无需任何民 族性的修饰。后被称为俄罗斯“ 私有化之父”的阿·丘拜斯宣称，私有制和市场是俄罗斯社会富足的惟一保证。

与政治宣传与舆论鼓动相呼应，由“年轻改革派”组成的俄新政府也加紧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美国经济学家杰·萨克斯被邀担任俄罗斯政府“ 顾问”。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官员、智囊班子也经常飞往大洋彼岸学道取经。一批批西方自由派、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应邀充当盖达尔政府的“智囊”，仅国有资产 私有化委员会聘请的西方顾问就有200多人。（张树华，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泛起、失败与教训，2004,06）

以1992年初为起点，一场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激进变革在俄罗斯全面展开。

其内容具体包括：第一，自由化。全面放开对商品、物价、货币、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调控和管制，大大削减乃至取消政府调控经济的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资产，培植有产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

第三，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

这一政策导致国有企业出现了严重的资金周转困难，纷纷陷入负债经营绝境，甚至破产倒闭，结果便是有利于外资和私人资本对其进行廉价并购。

第四，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的主导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

在推行“休克疗法”的不到10年时间里，俄罗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社会动荡，证据混乱。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

3.土耳其

近三十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全面私有化作为实现经济繁荣的“主要法宝”。表面看，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颇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十七位。

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私有化政策引发的恶果严重而深远。2013年5月底以来因马克西姆广场改建引发的持续抗议，不过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负面效果的冰山一角。

从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进程缓慢而有限。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制度性措施：一是1994年制定《私有化法》，为经济私有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高级理事会和私有化管理机构。

从2001年开始，尤其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AKP)上台执政后，土耳其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

2003年5月18日，埃尔多安政府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将几乎所有剩下的国有资产都列入私有化或拍卖行列，国有企业涉及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等领域，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卫生、教育、住房等等。

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9年底，土耳其共有270家公司、103家机构、22家未建成企业、8个收费高速公路、2座博斯普鲁斯桥、1家服务单位、524家不动产和6个港口的国家股份被私有化，私有化收入由此大幅增加。

据统计，1986-2003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加起来只有80亿美元，但2003-2012年的9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已达535亿美元。

2004-2010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占私有化全部收入的80%左右。埃尔多安政府已表示，2013年土耳其还将加速各行业私有化进程，计划出售的国有资产包括电信、化工、银行、钢铁、体彩、热电等领域。

同时，电站、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进程也将逐步推进。2013年前五个月，土耳其私有化收入l4.62亿美元，还有47个大项目正履行私有化审批程序，涉及金额90.33亿美元。

土耳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失业率急剧飙升。1990年失业人口大约150万，2000年为250万。2009年为350万。也就是说，失业 人口每10年增加100万。1990年土耳其失业率为7-8％，2000年为10％，2009年为14％。即使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2012年该国失业率 仍达10％。

调查显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后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业和87％的石化行业工人称，被解雇后的收入水平比在国营企业工作时明显下降。

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期，土耳其私人制造业实际工资下降19.6％，国有制造部门下降15.4％。如果以1997年实际工资指数为100，私有企业2003年实际工资指数下降到82.2。

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一阶段(1984—1997年)，土耳其GDP增加1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长不足1％。

换言之，近30年来，土耳其经济是“有增长无发展”，经济数量看似不断增加，但实际人均收入却在急剧下降。

贫富悬殊导致该国阶级矛盾凸显，由此埋下社会政治动荡的祸根。2010年以来，塔克西姆广场的五一节游行示威规模越来越大，2011年有20万工人参加示威，2012年超过60万工人上街。而警察则是用警棍、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震荡手榴弹作为回应。

2013年5月底民众大规模持续抗议发生后，埃尔多安宣称“抗议者与恐怖主义有联系”，大量抓捕抗议示威者。

有评论认为，土耳其经济模式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极端经济自由、肆无忌惮的榨取利润、私有化、违法乱纪、忽视工人权益、投机资本流入等， 由此造成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脆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而成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的动乱源。一个看似微小的偶发事件，便可能酿成滔天大祸。

4.东南亚

1991年，由美国国会议员和知名学者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到东南亚国家游说，称该地区若加快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将每年为该地区国家创造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实惠。（何秉孟，再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2015,02）

在美国的“忽悠”下，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尤以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最为积极。

从1984年6月起，泰国开始实行盯住“一篮货币”的汇率制度，篮子中的主要货币与权分别为：美元80%-82%；日元11-13%；西德马克6%-8 %。泰国中央银行每天公布泰铢对美元的中心汇率，浮动区间为中心汇率的正负0.2%。在此制度的安排下，泰铢对美元的汇率长期维持在25：1，泰铢实际上 盯住了美元的制度。

自从泰铢紧盯美元之后，由于美元在1985年至1994年的持续走低，泰国获得了极大的本币贬值效应，出口持续增长，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至1994 年，泰国出口增长率达到22%，经济增长率达到9.5%。这段时期，泰国经济始终处于高增长的盛世之中。正因如此，泰国有幸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

但好景不长，从1993年开始，“互联网革命”的兴起，美国经济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繁荣。从1994年5月开始，国际外汇市场发生大逆转，美元对主要货币由 贬值转升值，美元指数持续上行。而泰国由于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泰铢不得不跟随大幅走高，正是因为泰铢的升值对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冲击。

1991年-1995年，泰国出口增长率接近19%，而到了1996年急剧下降为-0.2%。1991年-1995年，泰国经济增长率为 8.6%，1996年大幅下跌为5.9%。1994年，泰国经常账户逆差为89亿美元，1995年为140亿美元，1996年达到163亿美元，分别占当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4%、8.5%和9.1%，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

此时，泰国选择向IMF等国际经济组织寻求帮助。但IMF的帮助是附加条件的，即泰国需要按照IMF的要求对其国内的金融市场进行改革，才可以获得IMF 的资金支持。而IMF、世界银行都是在美国控制下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所以，IMF对泰国改革方向的要求也就不言自明了。（何秉孟，新自由主义：通向灾难之路，2015.03）

面对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形势，加之美国代表团的长期游说，泰国政府选择放开资本市场，通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甚至高利率政策，吸引国外资金流入，以弥补国际收入赤字。

当时泰国政府采取了两项政策措施：一是开放离岸金融业务，推出曼谷金融安排。在此框架下，凡获准的商业银行均可从国外吸收存款和借款，并在泰国境内发放外 币贷款。二是企业可以自幅度对外借款，非居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开立泰铢账户，进行存款、借款和自由汇兑。泰国政府的外汇管制大门从此洞开。

于是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泰国，鉴于泰铢不断跟着美元升值，泰国出口不振，与出口相关的产业投资利润率很低，于是国外资本大量流入了泰国的房地产和股票市 场，大幅推升了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最终形成资产价格泡沫。1993-1996年，泰国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了400%。泰国SET指数于1996年1月冲 高至1041.33点,创下历史新高。

当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泰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泰铢继续盯住美元无疑是将置“出口导向型”的泰国经济置于死地。但是，由于担心放弃盯住制度会造成泰铢贬值，然 后利率飙升，这会增加国内债务负担，造成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和金融机构析不良贷款率上升，所以泰国政府希望将盯住汇率再维持一段时间，先来解决其国内的经 济问题，再调整汇率制度。然而，国际投资者却没给泰国政府足够的时间。

当发现泰铢明显出现高估的情形时，“金融大鳄”们便预测泰铢会贬值，将其当成了猎物。

1997年3月，泰国央行宣布国内数家财务公司及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索罗斯将其视为采取行动的信号，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导致泰国银行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发生挤兑。

就在大家因为突如其来的崩盘不知所措陷入慌乱时，以索罗斯为代表的空头们开始大量抛售泰铢。5月，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试图挽救这场危机，但这笔数字相对数量庞大的游资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下令旗下基金组织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空袭战”资金规模，并于当月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

然而，在击破泰铢城池之后，索罗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断定，如果泰铢大贬，其他货币也会随之崩溃，因此下令继续扩大战果，全军席卷整个东南亚。这股飓风瞬 间席卷了印尼、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然而，与泰国类似的是，这些地区央行的救援再度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此后的局势发展开始变得有些无法控制：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机制，实行浮动汇率机制，当日，泰铢兑美元汇率暴挫逾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

  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不但毫无愧疚之意，反而公开宣称：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政府缺乏经济管理能力；甚至指称是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使然等等。

此外，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袒护和纵容美国的金融投机大鳄乘人之危，在东南亚地区的金融货币市场上疯狂套利套汇，蓄意加剧危机。

美国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是迟迟不向亚洲有关国家提供贷款，继而不顾有关国家反对，利用贷款提出必须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等苛刻的先决条件。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当局的表演，将其企图控制东南亚地区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野心暴露无遗。（何秉孟，新自由主义：通向灾难之路，2015.03）

就这样，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前曾被广为称誉的“东南亚经济模式”，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演化成一场毁灭性的的经济灾难，使东南亚各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了数千亿美元的巨大损失，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倒退了10到20年。

5.埃及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在埃及推行新自由主义。1991年，美国以免除埃及债务为诱饵，诱使其在中东的忠实代理人——时任埃级总统的穆巴拉克，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项关于经济结构改革的协议，即在埃及推行新自由主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制性要求包括：埃及必须实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金融管制、开放资本市场，为国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民待遇等。

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90年代中期又给埃及设计了，1996年至1998年为期两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着重实施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为此，埃及被标榜为北非和中东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典范。

但这个典范、同印度尼西亚及阿根廷等国一样，经过2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国家经济命脉被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把持。根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埃及政府纪念之内便将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拍卖给了国外跨国公司或本国政商界圈内人。

2004-2008年间，穆巴拉克又开始疯狂出售埃及国有银行。2005年，埃及商业银行70%的股权被出售；2006年，埃及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的亚历山大银行被卖给外国资本。

在银行纷纷落入国外资本家手中的同时，埃及放弃了对资本流动的监督，并先后取消了红利税、资本收益税、债券投资利息税，埃及成为全球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投机的有一个天堂。

而曾经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民族工业则日益衰落，埃及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依附经济”。其次，国家财富落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国内一小部分私人手中，社会严重两级分化。

为维护资本、富人利益，埃及政府通过税收改革，实行单一的统一所得税，将最高所得税税率从42%减为20%，这也是降低资本所得边际税率。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的最低工资固定为每月不到100美元。

这些体现新自由主义所谓“效率优先”、实则“资本优先”的政策，讨得了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的欢心，被称誉为“勇敢的”、“印象深刻的”、“有远见的”政策。但事实是，埃及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据有关评估，至21世纪初，1000个左右的富豪控制了埃及经济的大部分领域，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90%的民众没有分享到GDP增长的成果，失业率不断攀升，年轻一代没有就业机会。光大民众怨声载道，社会危机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最后，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使饱受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害的埃及人民雪上加霜。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埃及国内买办资本的操控下，物价失控，通 货膨胀如脱缰之马，失业率进一步攀升，普通老百姓的实际工资水平持续下降，最终导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动（2011年1月25日开始，由于不满物 价上涨、失业率高和腐败等问题，埃及多个城市发生民众大规模集会，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时至今日，埃及仍处于动乱的深渊之中。

6.希腊

希腊的债务危机可以追溯到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当时的希腊早已债台高筑，希腊经济也已潜伏着深层次的危机，但为了顺利加入欧元区，希腊将目光投向西方的金融机构。

以美国投资银行“高盛”为首的西方金融机构，通过“货币掉期交易”等创造性会计交易手法，帮助希腊掩盖了事实上的债务危机，为其日后爆发更深危机埋下隐患。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触发因素是，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而实际上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该国经济竞争力相对不强，经 济发展水平在欧元区国家中相对较低，经济主要靠旅游业支撑。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出游人数大幅减少，这对希腊经济造成很大冲击。此外，希腊出口少进口 多，在欧元区内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导致资金外流，从而举债度日。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商品跨国流动增加，推动了一些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金融全球化也导致了信贷泡沫和资产泡沫，这才是希腊债务危机的核心，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希腊国内的经济发展长久以来，奉行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宽对经济的管制、贸易及工业的自由化、大幅削减税额、减少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性 支出、扩大国际市场、不再控制全球金融资金的流动等政策。正是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希腊债台高柱的状况，也是希腊深陷债务泥淖的原因之一。

（2011/05/12）

债务危机爆发后，为避免希腊出现可能危及欧元区稳定的无序债务违约，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该国提供两轮共计240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希腊则承诺实施以减薪、裁员、增税和私有化为主的一系列紧缩和改革措施。

2012年2月，希腊议会通过了财政紧缩政策，最低工资下调22%，但享受高薪的公务员的收入仅减少10%。民众质疑该政策旨在盘剥穷人，而对手握权力的人却刀下留情。为表达不满，民众在雅典放火烧毁了城市中心的许多建筑。

2011年，希腊政府公共开支缩减、并出台了一系列增加穷人税负的政策，已经引发民众极度不满，希腊民众认为，国家领导人只为自己考虑，没有维护民众的利益。

希腊债务危机之所以无法自拔，在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全球化使各国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紧密相连，随着政府对跨国间金融资金流动的放宽，面对西方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主导的经济入侵，希腊毫无抵抗能力。

就在希腊整个国家即将被债务危机所吞没的时刻，西方国家对于希腊的救援措施还是饮鸩止渴式的，这无异于向希腊债务危机上火上浇油。

结语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最终，美国自己也没能躲过新自由主义的恶果——不断放松的金融监管与对金钱的极大贪欲相遇，见火即 燃。再加上2010年从突尼斯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之后希腊、埃及等地的危机、动荡、衰退，人们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反思，这真的是一个可以为 人类谋福祉的经济政策吗？事实上，一直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坚信不疑的IMF都开始进行这样的反思了。

上述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最初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根本不会想到国家和人民将会因此而饱受折磨，经历无尽的贫苦。当他们有所察觉时，有些国家的人民已经运 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推翻了政府。与此同时，欧洲等地的左派政党也趁机崛起……这场弥补历史伤痛的争斗不知道何时才会停歇。

上述这些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国家，他们曾经将目标瞄向美国，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像美国一样，成为富庶之地；可是，几十年过后，留下的只是满眼萧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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