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单靠货币政策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微博]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撰文指出，解决目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能单靠货币政策，因这种困境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亦不能同时兼顾量和价，建议央行是否可考虑将基础利息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周四刊登在上海证券报的文章指出，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由多方面原因，特别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银行“加成率”过高及风险溢价上升、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吸金能力强、信贷规模控制和75%贷存比的风险监管指标、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利息率弹性等。因此，这个问题不是单靠放松货币政策所能解决的。
文章指出，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有不同的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在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包括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这四个目标是不能同时兼顾的，中央银行一般只能通过控制中间目标来实际最终目标。
在海外发达国家，美欧日目前基本以基准利率为中间目标。尽管海外中央银行都是通过在银行间拆借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实现中间目标，但如果以隔夜拆借利息率为中间目标，央行就无法准确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速；如果以货币供应量增速为中间目标，央行就无法准确控制隔夜拆借利息率。换言之，要么“价从量”要么“量从价”，两者必居其一。
而中国与上述所有国家不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至少包括基准利息率、货币供应量增速、信贷增速。在中国，央行通过购汇、买卖央票、再贷款等措施改变基础货币量；通过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比要求改变货币乘数。通过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环节，央行大致可以实现对广义货币增长的控制。
但是，只有在巧合的情况下，基准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增速两个目标才能同时实现。作为中国特色，央行还通过信贷额度的分配，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放贷；而信贷规模增长目标和货币供给量增速目标也难以保持一致。事实上，供应量增速往往受到信贷规模短边的约束。
“如果中国货币当局要同时兼顾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新增信贷规模和基准利息率，顾此失彼就难以避免。”文章指出，现在，决策层非常有必要考虑一下，中央银行是否应该把基础利息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完)
(发稿 林琦； 审校 林高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