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埃利安：金融业本质没有变
作者：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 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当我准备在今年3月底从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卸任时，新兴市场再次成为新闻焦点，但原因却令人尴尬。阿根廷汇率大跌，泰国和乌克兰充斥着政治冲突，土耳其正摇摇欲坠。
这些动态让人想起1998年1月的动荡，当时的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微博])供职15年之后，刚刚投身于私营金融业。当时，泰国正步履蹒跚，韩国岌岌可危，俄罗斯和阿根廷都即将陷入主权违约。
新兴市场正再次布满阴云，不久之前人们普遍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多年来，专家们一直辩称，这些曾境况不佳的经济体已变得强大起来。银行资产负债表得以巩固。国际储备规模扩大很多，政府债务有所减少。机构不再通过发行大量短期债券为自己融资，而这些短期债券必须不断再融资。政府施行了明智的改革。即便在2008年危机的刺骨寒风之中，新兴市场也没有患上重感冒。
过去16年里，我看到了一些忽来忽去的流行观点，对新兴市场的过分热情远非其中唯一。另一个流行观点是，西方央行[微博]拥有实现经济和金融大调整所必要的所有工具；这会保证长期增长、就业和物价稳定。但评论人士中最热衷的是描述银行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基本上不受限制的银行业体系曾一度被视为将资金导向创造就业和繁荣的生产性投资领域的最有效方式。由于人们认为银行具备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因此对它们稍加监管就可以了。然而，最近，银行业更多地被视为吸血鬼。人们认为银行存在重大体制和人为缺陷。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让内部人士发财。竞争不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音乐”停止时，获得银行紧急融资和纳税人提供的保险为金融家提供了缓冲。不管怎么说，这是当前的流行观点。而这也不是新观点。上世纪80年代，这种观点就曾一度风行，当时在拉美出现不负责任的贷款热潮后，西方银行不得不接受纾困。2008年的这场危机让这种观点死灰复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今的金融业与几十年前我最开始了解到的金融业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形势大好时，市场仍会过度兴奋，而在天空阴下来，市场会变得死气沉沉。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更大的资金规模会带来情绪的重大波动，有时可能会让钟摆脱离轴心。
人类行为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市场参与者(不管是银行业还是资产管理界人士)有着自己的舒适区和本能反应。他们受到例行报告的季度业绩以及时间更短的业绩衡量期的影响。他们会从众。
“一个可靠的银行家并不能够预见并避开危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道，“而是在破产时，能够以常规的方式与其他银行家一起破产，这样一来就没人能够真正指责他。”对于太多银行而言，宁可以常规方式破产也比试图以非常规方式成功更明智。
接下来是内部市场因素的影响。市场参与者对彼此交易做出的反应会导致资产价格波动，而这些波动似乎不能反映资产的潜在价值。
创新和金融全球化发挥着一定作用。投资者曾经很难押注于全球经济的遥远角落，例如哈萨克斯坦的银行和尼日利亚的酿酒商。如今，他们能够通过在西方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做到这点。在形势大好之时，这有助于资金更快抵达更多地区。但这也可以增大市场的波动性，同时令其更容易让不稳定局面扩散。
新兴市场在这种现象面前尤为脆弱。它们更多地依赖反复无常的外国资金(这点与西方市场不同，后者拥有来自国内储户的巨额资金)。这会加重市场的起落。
金融动荡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在过度欢欣的时刻，信贷流动过于自由，坏账产生，货币升值使得国内制造商竞争力下滑。一旦资金大潮突然转向，其后果可能包括信贷紧缩和衰退，最糟糕时会发生大范围破产。
然而，并非一切都会回到原点。监管机构和股东不再允许银行押下如此高风险的赌注，尽管它们持有更多资金。更多信贷由系统重要性不那么大、更容易获准破产的机构发放。央行找到了应对市场运转不良的更快捷途径。现在，更多交易是在公共交易所的聚光灯下进行的。
从表面来看，如今的金融体系似乎比我16年前加入时要复杂得多。然而，由于人类基本的行为方式保持不变，金融体系的一些根本特点也没有改变很多。如今的银行仍可以既做好事，又带来破坏。在监管机构和公共舆论的推动下，它们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然而，如果它们想要在效率、创新和稳健之间实现仍然微妙的平衡，它们还需要吸取大量教训。
本文作者即将卸任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执行官兼联席首席投资官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