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丽娜 华盛顿报道

　　长久以来，美国的主权信用被认为是固若金汤、不可撼动的最优级别。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还坚称美国信用被降级是不可能之事。然而，过去的一周，全世界见证了美国信用神话的破灭。

　　尽管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对美国经济的短期实际打击并不严重，但降级依然是前所未有的事件，长期具有标志性意义。

　　围绕这一事件，一周以来，全世界的关注者都在深思一个问题——标普何以成为三大评级公司中最先击破美国信用神话者？

　　标普之所以坚持对美国下调评级，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这是其决定调降评级的基础。从标普发表的声明来看，标普对美国问题的担忧，不在于其是否具备偿付能力，而在于偿付意愿。在美国提高债务上限问题的政治角逐中，相当一部分人（如一些极端的“茶党”共和党议员）很希望美国违约。这次债务上限争论体现出了美国政治体系中的“边缘冒险政策倾向”，即一些政客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采取极端危险的手段威胁对手就范。政治决策变成“政治球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的治理和决策在稳定性、有效性和可预期性上降低。

　　其次是不愿食言。实际上，标普下调美国评级的路径清晰可循。今年4月18日，标普把美国长期信用前景展望由“稳定”降为“负面”，并首次警告可能调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除非国会和白宫达成可依赖的长期削减财政赤字方案，避免债务违约。7月14日，标普再次警告，当天开始重新考虑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标普称，美国需要在未来10—12年内削减赤字4万亿美元才能避免主权债务评级遭下调。

　　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7月底就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达成协议后，标普未发表任何实质性声明，引发外界猜测，8月5日正式宣布下调评级。标普之所以坚持己见，一个最重要推力是国会最后批准的减赤目标大概只有标普预期的一半，远低于其提出的“保级”要求。

　　第三，挽回在前期金融危机中受损的国际信誉。自2008年秋华尔街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后引爆本轮金融危机以来，标普等三大评级公司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全世界的批评。舆论普遍认为标普等评级公司在危机前未能及时识别风险，危机发生后又迅速下调有关评级，对危机形成放大效应。而这一次，在逐步显现与恶化的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到来之际，标普有意借此机会，重塑形象。

　　第四，评级公司面临自身生存之争。美国自去年夏天开始实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以来，对于评级公司的监管规则正在逐步细化。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国会，占主流的意见是加强对评级公司的监管。而标普则希望在金融法案实施过程中减少束缚，为自身争取更大影响力。

　　据标普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级师对笔者介绍，标普是一个依法设立、从事信用评级业务的中介机构，标普的评级是根据由专门的经济、法律、财务专家组成的评级委员会的判断作出的。通常而言，标普对一国每年作一次主权信用评级，但如果遇到重大事项，则会临时变化。此外，三大评级机构对同一国家所作评级不一致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其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就不相同。

　　美国经济的强大，是建立在自身的“信任”基础之上的，金融危机以及最近发生的情况，使美国管理经济和金融的声誉受损。3Ａ主权信用评级的失去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美国或美元为核心的国际信用体系损坏的另一表现。

　　许多美国有识之士常把美国与罗马帝国相比，指出罗马帝国的衰亡不是由于外力，而是源于自身。如果今天的美国当政者不能警醒，采取有效政策，那么罗马的昨天就是美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