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万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一个大目标和各方心中不同的算术题 文 | 苏小张 一 数据所描述的世界与人们对周遭的现实感受，终究有所不同。就像每日里天气预报播报的气温刻度，其实与每一个人的真实体感温度有时会出现明显差异。 比如，假若告诉你2016年北京的十大重点服务业利润总额下跌了11.3%，且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全行业利润首次出现下滑，而2015年同期还同比劲增了42%，你很可能会不信。然而这一切偏偏是真的。当你出没于工体、三里屯、蓝色港湾发现人头依旧在攒动，但这一年首都文体娱乐业的利润却足足少赚了28亿元，连带从业人口也从2014年峰值时的14.86万掉落至9.2万。 有时，亲眼所见的恰是楚门的世界。 又比如，65万亿。这是3月1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朴民透露的一个预期数据。他说，2017年全国32个省级单位（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会达到65万亿左右。这个进入发改委已达十年之久的经济学博士同时引述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度，达到了60.6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来不像GDP增长率那般能挑动民众对本国经济发展判断的神经。甚至，远不及超市中鸡蛋、猪肉的价牌，街边地产中介对房价的最新标注更易激发某种情绪。 但，必须说明一点，这个枯燥的专业名词非常重要，作为一种风向，它同样左右着每一个国民未来的生存质量。 这意味着，与2016年相比，2017年一年时间内中国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量要达到5万亿左右。一种惯有的思维定式，准确地说是参照对比油然而生。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2008年四季度到2010年年底，用两年时间完成了新增的4万亿刺激计划。 并不奇怪。之前当有媒体统计国内20多个省份分别发布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相权已达40多万亿时，“4万亿”也曾被拿来说事，对“大水漫灌”的担心扑面而来，以至于李朴民不得不就两者间的差异做特别说明。 李强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分属总量概念，即全社会以货币表现的制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及相关费用，包括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及外商投资。而投资刺激计划显然是特殊时点下由政府一家主导的增量行为。 事实上，自2014年年底，发改委推出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能源矿产等12大类投资工程包以来，投资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名副其实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过去两年间，无论是投资规模、投资项目还是投资进度，都成为国家发改委稳定经济的工作重心。为此，国务院甚至多次派出督查组，严查地方懒政怠政现象。 在2016年一季度，国务院公布第二次大督查情况，湖南省的株洲市成为全国20个“稳增长”受表扬的单位之一。对于像株洲这类投资主动作为、受到表扬的地方，国务院直属部门不仅会减少地方企业债券审批环节、给予重点项目安排支持，还会将2016年督查收回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专项转移支付沉淀资金挪予其用。有奖自然有罚，那些投资落实不力、进展缓慢的地方就会受到问责。在东部的一些地区，找项目，特别是大项目已成为那里的官员们最头疼的事情。 这是中国经济陌生又熟悉的场景。它与过去有所不同，但偏偏很难精准地概括区别究竟在哪里。而官方数字与人们感受到的投资温度再次大相径庭。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7%，2015年投资增速放缓至9.8%，到2016年，又进一步放缓至7.9%。国家发改委原本为2016年确定的投资增速是10.5%，目标和实际之间2.6%的差距，意味着2016年全年中国少完成了近1.5万亿的投资。 这一结果让人感到错愕：政府手中曾经屡试不爽的投资引擎如此火热，但为何依然没能完成既定的预期增长目标？没错，当年由4万亿引爆的民营企业揭竿而起接棒加注的局面已然不再，断崖式下挫的背后—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同比下滑6.9%—当然是老板们自主决策安全第一的结果。至于外商投资，商务部的数据说，2017年首月又同比下降了9.2%。“春节因素”，这是某种官方解释，而经济学界和民间显然也有自己的解读。那么曾充分体现中国国情和特色，历来指哪打哪军令如山的政府投资为何没能填上缺口？一个正式的答案、一个非官方的答案，或者一个真实的答案，选哪个？ 还有另外一个指标也值得注意：广义货币余额，俗称M2。它通常被用来描述政府的货币投放情况。2016年，政府预设的M2增速为13%左右，实际增速是11.3%。粗略测算，2016年中国实际比计划少投放了2万多亿元的货币。 这是紧货币的一种反应，也可说是财政政策再度超越货币政策的必然。 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通过不同的数字，既回忆了过去一年的成就和不易，也勾画出当下一年的政经样貌。人们根据它来揣摩下一步经济冷暖和政策走向，好奇心更重的人则会从中品味诸多的微妙细节：2016年，中国完成了6.7%的预期经济增速，但是完成投资却比预期少了1.5万亿，另外还有超过2万亿的货币没有投出去。 这意味着中国能用更少的货币投入、更少的投资规模，来完成一个符合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吗？ 二 目前，人们再次被北京吸引—一年一次最重要的“两会”正在召开。同样，人们也不会忘记，一个更重要的党的大会将在大半年后召开。 和过往四年一样，李克强总理用了大量通俗、接地气的语言来讲述他的报告—这似乎也是这一届中国最高领导层刻意凸显的亲民风格。不过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份经过最高决策层反复酝酿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究竟将如何安排2017年的经济工作。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7年的GDP增速被定为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与之搭配的是“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请注意，这之间的前后秩序以及着重表达方式。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达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长均为12%左右。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9%左右。 从预期数据指标看，2017年的中国经济实现了所谓GDP、投资和货币供应的“三降”和财政赤字的“一增”。按照测算，2017年中国要完成超过65万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到2017年年底M2余额要达到173.6万亿，2017年比2016年多投放货币超过18万亿。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此分析说，这样的数据搭配，意味着2017年的政策将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增长。GDP增长目标适度下调至6.5%左右，低于去年6.7%的实际增速，也低于去年6.5%-7%的经济增长目标区间。这表明政府并没有因为经济短期的回暖而扰乱中长期方向，主动调低短期经济增速目标是为了中长期更好地增长。 不过，一些忧虑也随之而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按12%的M2增速，今年的M2规模将达到173万亿，如此快的货币膨胀速度，经济怎么可能脱虚向实？ 而瑞士信贷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的观点就更有意味。在他看来，中国工业化时代最好的时间已经结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最好时代也已经结束。“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估计只有4%，”他说，“二次大战后世界上没出现一个国家从制造业拉动转向服务业拉动还能维持4%以上的增长，一次都没有，中国可能是第一个例子。” 你想让经济学家难堪，就让他去预言。好吧，录此存照。 不过，如果从完成65万亿的投资目标看，这一规模依然庞大，两相比对，特朗普宣布推动5000亿美元用于国土基建的计划简直不值一提，而且别忘了，这很可能是一张须打五折的支票。至于中国政府，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意图已表露无遗，但同时亦又一次力证中国经济对投资的深度依赖。 有信心吗？未必！ 过去两年的投资状况，难免让北京方面不敢盲目乐观。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尽管2016年政府不断加大投资油门，但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预定目标。这是中国多年未见的投资场景：中央投资计划不断发力，但整体投资却一路向下，进而让整个实体经济不断承压。而这背后，折射出一个在当下中国矛盾又迷茫的群体—民营企业。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独特的一个统计概念，它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单位在中国境内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很绕吧，那就简洁处理—外界将民间投资理解为除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和外商投资之外，所有民营企业投资。这，是观察中国经济真实活跃度和经济体制演化的标本。 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5年的36个月里，民间投资增速一直都高于全社会投资增速。但自进入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与全社会投资分道扬镳，前者增速开始一路下滑，至2016年七八月间，民间投资增速已降至2.1%的历史冰点，为近20年来罕见。2016年的最后四个月，在政府不断加码的政策引导下，民间投资开始艰难回升，不过尽管如此，却依然维持在3%上下的低水平增长。 更值得关切的一点：在增速断崖式下降外，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出现了近10年来罕见的下滑。 现在可以理解玻璃大王曹德旺6亿美元投资美国引发的连串舆论风波，这并不只是简单归结为“别让××跑了”的民粹发酵，也不能仅限于税负承重的专业主义，问题的关键，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当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曹在今年两会上公开表示要在2017年投资国内20多亿，是一次很漂亮的“讲政治”的行为。 然而，这是民营资本的主流吗？在中国经济2016年一季度超预期企稳回升背后，实际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投放，搭配大规模由国有企业做主导的基建项目，确实稳住了不断承压的实体经济，但民间投资增速和占比的双线回落，又着实给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它表明，中国最具活力和闯劲的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群体，失去了斗志、方向和安全感。 三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2017年要落实和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加快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进一步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 针对民营企业，李克强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凡是：“凡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允许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进入；凡向外资开放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凡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不合理行为，都要坚决制止。” 不知坐在台下聆听报告的诸多民营企业家当时作何感想。事实上，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改善民间投资环境和预期，已经释放了大量基建投资项目，并出台了多项吸引民间投资优惠政策。 但在实际执行中，不少民营企业发现，诸多领域投资项目由国企主导的比例依然较大。这一方面占用了大量的银行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民营资本的积极性。一些稳增长的关键项目上，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对民间资本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再加上本轮结构调整过程中，民营企业不断暴露的债务违约现象，让原本就谨慎的金融机构更趋谨慎，金融“脱实向虚”的现象再抬头，民企的融资难题也再次降临。此外，持续发力的去产能、去库存给传统制造行业进一步带来阵痛和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让部分民间资本无力可投、无处可投。 2017年的“两会”上，全国工商联为民营企业提出了诸多提案，诸如“关于加强民参军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提案”、“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的提案”、“关于鼓励支持商会组织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创办科研机构的提案”、“关于进一步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提案”，等等。这些提案与往年相同的指向是：公平、公正的市场机会，而一个不易察觉的新指向则是：安全感。 政府其实早就察觉到了民营企业这一欲说还休的秘密。3月5日，李克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态称，要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激励人们创业创新创富，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对于侵害企业产权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有错必纠。 四 其实，上述表述早有预兆，只不过，它被很多人都忽视了。 2015年9月，中国最受关注的智囊人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组织召开改革专题会议，对开展产权保护制度研究作出安排部署。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刘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中央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保护产权是核心。”他还表示，加强产权保护，要从典型案例入手，开展深入调研，总结一批产权保护较好的案例，推广其典型经验；剖析一批破坏产权的案例，找出深层次体制原因，加大改革力度。 近一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出炉。这份顶层文件明确了产权保护的十大任务，其中包括：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等。 这些来自高层的、意有所指又颇为大胆的表态，能唤回民营企业家们安全感吗？或者能进一步促进中国民间投资的触底回升吗？ 至少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想试试。不过他诉中国证监会行政公开案至今没有进展。 现实地看，中国投资乏力以及民间投资低迷的情况，由多种原因导致。作为中国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发力的财政政策，发改委力推的投资领域，重点多集中在大型基建项目，而基建项目由于其投资规模大、汇报周期长、投融资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历来都不是民间投资参与的重点。中国的基建投资主要还是国企主导。而不断承压的实体经济和相对悲观的预期，让不少民营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加谨慎和保守。 此外，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安全、谨慎等各种微妙因素的考量，在落实中央为微增长、调结构、发力供给侧改革而推出的大规模基建投资项目时，天然选择了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理所当然两肋插刀。 现在，政府试图尽力扭转民间投资的颓势，并试图在新型政商关系的背景下重建民营企业的信心。如同刚刚下池的两位探戈初学舞伴，这是一个艰难并且充满彼此试探的漫长过程。 此时，距离备受争议的2008年四万亿投资计划已经过去近10年。这是中国经济重寻轨道的10年，也是诸多民营企业天翻地覆脉冲心动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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