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

　　⊙潘启雯

　　丹尼尔·笛福1719年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曾写下了这样的故事：“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这种中间地位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在鲁滨逊·克鲁索扬帆远行之前，他的父亲苦口婆心劝他留下来，安分守己成为一名“中产阶级”……

　　曾风行一时的西方中产阶级研究理论的预设是：中产阶级是历经西方工商业和市民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具有相近自我评价、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心理特征以及有市场能力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他们在市场取向和社会秩序稳定与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被视为社会的“稳定器”、“平衡轮”和“缓冲器”。现在，出自周晓虹、卢汉龙、霍米·哈拉斯、李侃如、李成等中外20位知名学者之手的《“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也提出，“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多股力量中，从长远来讲，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意义的了”。

　　追溯起来，“中产阶级”研究大约在2000年后才进入中国主流知识界。之前，中国学者是用“中间层”、“中间收入层”、“中等收入层”来称呼这股新生社会经济力量。《“中产”中国》重点考察了过去20年间由中国“中产阶层”产生、成长和兴起所派生出的从社会经济到政治，再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方面蜕变轨迹的讨论。相比海外学者更关心的“世界已经无法承受一个始终追求美国消费水平的庞大的中国中产阶级”，中国研究者更偏向内在的思考：“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如何演变？它将如何与国家互动，以打造中国的未来？”

　　中产阶级到底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还只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的集合体，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或者说，对社会阶层的划分，既有物质等客观标准，也依赖于人们的主观认同。本书讨论对象主要分为三大类：经济群体（包括私营企业主、城市小商人、农村工厂主和富裕农民、中外合资企业雇员以及股票和房地产从业者）、政治群体（政府官员、机关职员、国有企业经理和律师）、文化和教育群体（高校教师及教育工作者，知名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及智库学者）。学者们不仅在广阔范围里，基于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实证性例子提出各种论点、见解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也为开展思辨性或政策性讨论，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观念，这对于当下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

　　由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虹和河海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讲师陈青论述了促使中国中产阶层崛起的内外两种最重要因素，外部因素即经济全球化，代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步性跨国流动，这促进了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消费主义和生活方式的养成。内部因素即国内的社会转型，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及社会结构领域的历时性变化。这些内外因素使得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和经济活动与世界其他地区同阶层的人相似，但在政治态度和行为上却大不同。

　　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最令人吃惊的一面，是其扩张规模和速度。有几位学者从“住房改革”、“房地产效应”和“高等教育扩充”等维度，关注和探讨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和未来走向。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满燕云的研究显示，自1998年以来，住宅业私有化已使大批人受益，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和财富正在迅速上升，直逼中产阶级国家的水平。不过，满燕云同时也认为，由住房而滋生出的诸多社会矛盾可能成为对未来社会经济的严重挑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与社会变革系高级研究员卢奇·托姆巴则对“房地产效应”的传统主流说法提出了挑战。“尽管房地产改革改善了某些社会群体的经济机遇，但它并没有造就一个我们期待能在短期内促使政治变革的、积极向上的中产阶级”，地区差异，业主阶层四分五裂的特点，以及正在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新等级制度，都意味着业主阶层不会很快形成一种统一的集体意识。

　　“高等教育扩充”也是观察中国中产阶级不断扩张的一面镜子，马里兰大学（克里奇帕克）国际教育政策教授林静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孙晓丽合写的“高等教育扩充与中国的中产阶级”回顾了过去10年大学扩招在如何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转为大众化的过程，这反过来也促成了中产阶层的急速扩张。两位作者还以较大篇幅论述了“80后”现象，“80后”群体不仅是国家经济繁荣和高校扩招的主要受益者，而且也是需要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的第一代大学生——这也是未来中国新的中产阶级主干的显著特征。

　　《“中产”中国》最后三章探讨了全书的中心问题：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社会学与东亚语言文化副教授麦宜生和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社会与法学助理教授刘思达对律师这一中国日渐重要的群体，作了详尽精当的网上调研，不仅展示了中产阶级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学特征，而且也解释了他们在某些敏感问题上的观点和价值观念。两位认为，中国律师经济不稳、政治受限，其职业特定的工作环境使其制度上易受伤害，这一事实或许会决定他们在未来的政治立场和行为。

　　美国欧道明大学路易斯·贾弗政治科学教授陈捷用他所获得的调查材料，在从政治观点、价值观和行为方面综合比较了中产阶级和非中产阶级成员的行为方式后提出，尽管崛起的中产阶级成员赞成个人权利，但还是对政治自由问题取回避态度。不过他估计，各种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力量，以及这些力量之间的互动终将改变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的均衡。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事务教授狄忠蒲的眼光聚焦于私营企业家，对“私有化会带来民主化的压力”，以及“对政府本能地采取对抗态度的各种社会力量”等理论表述提出质疑。在他看来，“经济发展（为中产阶级）带来了物质利益，反过来又造成了他们对稳定的偏爱”。当然，狄忠蒲也审慎地指出某些可能的因素，例如政府亲商政策的衰微以及中产阶级对官员腐败的不满，将来有可能改变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产阶级占主流的“橄榄型”是社会稳定的理想结构，然而，在当下中国，一直没能形成这个理想的社会结构，更糟的是，“哑铃型”结构不仅没有改观，中间部分反倒有越来越细的趋势。不过，有两个因素在增强公众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了解以及学术界对他们的兴趣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中国商界竭力推介中国的消费群体形象，称之为潜在的“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再者是中国政府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以此观之，中外学者在本书中对“中产阶级”这一迅速扩张的社会经济群体的客观分析，或许能让人更准确地标绘出中国社会今后可能的走向。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或许将促使世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减缓因这个世界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崛起而产生的种种担心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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