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仇子明因采写上市公司的批评报道被上市公司所在地警方通缉一事，有了新进展。7月29日上午，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责令遂昌县公安局依法撤销对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并要求向其本人赔礼道歉。

　　整个事件发展至今，凸显出十分的荒唐性。一些办案者并不懂法，这一点，现在有了新的注解。赔礼道歉也好，遂昌县公安局相关责任人或被追究责任也罢，公权力机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已经受到伤害。

　　其实，观察这个事件，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体现在遂昌警方漠然于基本的执法程序，也不仅体现在公权力机构对舆论监督的粗暴干涉，还体现在企业与政府机构之间扯不清的关系，体现在熟人社会中契约精神、法治精神的荒芜。

　　凯恩股份是浙江遂昌的明星企业，其贡献对于当地财政的意义，就如同紫金矿业对于福建上杭县一样。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凯恩集团的一位管理人员曾对央视记者表示，在公司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指记者调查报道该公司一事)后，“也是出于对我们明星企业的关爱，政府会帮我们操作很多事情。”这句话耐人寻味，其背后的含义是，企业遇到了被舆论监督的“难题”，于是地方政府挺身而出，于是就有了警方通缉记者的一幕。

　　政府爱护明星企业，这本没错。关键在于，政府究竟该怎样去爱护明星企业？是政企不分，利益纠结在一起，还是在法治的框架下帮助企业健康发展——路径不同，决定了前景也大不一样。

　　遂昌是个小地方，小地方出个明星企业不容易。小地方的问题还在于，这是一个标准的熟人社会。多年之前，费孝通先生就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一书中写到：我们的社会结构是由一个个的小的熟人社会或者小团体这样一种格局构成的，这个熟人社会就好像把一个石头扔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其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从记者遭到通缉这件事情来看，地方政府、警方、企业之间，互为“波纹”，相互影响，却将法治的基本程序刻意遗忘。

　　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众人多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契约、规则，以及法治等现代社会的关键词，往往让位于人情、人缘与关系。社会学意义上所定义的熟人社会，就是一个小小的生活圈子，在这个圈子中，人们信奉的律条更多是关系，是风俗习惯，而非法治与规则。相较于现代法治社会，熟人社会有自己的特征，尽管并非一无是处，但若从建设奉行规则、崇尚“三公”原则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角度观之，熟人社会的行为方式容易出现背离。

　　熟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往往是奉行人格化交易的市场经济。从交易成本来说，人格化交易比之非人格化交易，成本相对低廉，但人格化交易缺少硬约束，而更多依靠建立在人情关系基础上的诚信。显然，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的过程。经济学家诺斯就曾提出：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变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制约因素。而在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看来，那些充满了人格化交易特征的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阻力，也是滋生官商勾结的温床。

　　因此，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摆脱熟人社会的种种束缚，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这个转变的核心，就是要大力弘扬契约精神与法治精神。没有好的法治环境，也就不会有“好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一些公权力部门，尤其是握有专政工具的部门，是忠实于特权、熟人、既得利益，还是忠实于法治和正义原则，这关系到每个企业、机构和每个人的未来。这些部门，如若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也不加以约束限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回头来看遂昌地方政府“关爱”明星企业的逻辑，分明就体现了熟人社会的种种色彩。因为地方政府与明星企业拥有共同的利益，当舆论监督企业的问题时，警方非但没有仔细调查企业的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却荒唐而匆忙地与企业站在一起，抵御“外敌”。在这里，契约精神与法治精神被挤到了边缘角落里，甚至被刻意抛弃。

　　财经记者仇子明因为写上市企业的内幕报道而被通缉，这件事情反映出的问题很深刻。一方面，如同本报昨天社论所指出的，舆论监督的权利必须保卫；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思考，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县及县以下的地方，如何从传统的熟人社会治理转向现代法治框架下的治理。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看起来，中国基层的法治化之路，还任重道远。

　　这件事情，还迫使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以既得利益为中心的带有封建色彩和熟人伦理的扭曲的市场经济，还是以法治为中心，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可持续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回答不好，市场经济就难以有一个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