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记者 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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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31

　　5月24日、25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谈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了“户籍出身成拉大收入差距推手、“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这个问题正是时候”等引人瞩目的观点。

　　收入分配改革再次推到前台。据悉，全国人大财经委组建了一个名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调研组”的小组，目前正在全国各地进行相关调研。而改革方案最早可能在今年年内出炉。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我们认为，这显然不是一个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找到正确的路径，并坚持5年到10年的长期改善，才能化解这个社会隐患。但何为“正确路径”？我们综合各方采访信息，整理出值得关注七个办法，包括：缩小城乡差别、政府大力减税、约束公权力、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理顺生产要素价格、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完善社会保障等。但这些办法是否真能解决问题？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

　　缩小城乡差别

　　收入分配不公，最大的症结在哪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回答是“城乡差别”。

　　他认为，分别就农村和城市本身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 2005年前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所以说，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别大。

　　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3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今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坦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实在继续扩大。”

　　缓解收入分配不公，拉低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是首先要正视的问题。

　　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

　　专家认为，通过户籍改革，并倒逼教育、养老统筹等改革的步伐，对于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

　　政府大力减税

　　收入分配，从大结构上看，无非就是政府、企业、居民三部分各自在GDP中所占比例。

　　“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中，政府最终分配比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居民分配比率呈下降趋势的特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安体富表示。

　　数据显示，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中，政府最终分配比率由1996年的17.7%提高到2007年的24.1%，同期居民则由1996年的69.5%下降到2007年的57.5%。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首要一点应该就是矫正这个分配结构的“畸形”，即政府大力减税。近几年，政府财政税收增速高于甚至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不解决这个“大”的不公，缩小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根本就无从谈起。

　　约束公权力

　　权力寻租导致的“灰色收入”乃至非法收入，成为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指出：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记者接触过的一位县处级官员曾“谦虚”地对记者表示，“工资不高，但基本可以不动”。职务消费早已是“体制内”的公开秘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各种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极具随意性，且数量惊人。

　　由此可见，解决收入分配的路径之一，就是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由此来解决权钱交易的机会。推动政府改革，从制度上减少寻租和非法收入的空间，清理和减少行政审批、许可，降低“三公”费用，减少整个社会制度的运行成本，通过做“减法”的方式提升居民的收入，无疑也是弱化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手段。

　　要“济贫”不要“劫富”

　　缩小贫富差距，需要的是“济贫”，而不是“劫富”。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在细节上的重点理当是“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而千万不能以“对高收入人群课以重税”来劫富济贫。

　　今年4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7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署名文章，提出了六大措施促进提高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其中之一就是保障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这里面包含的逻辑，正是收入分配改革，重在济贫。

　　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改革收入分配不公见效最快的举措。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中国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太低了，国际上普遍的统计是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而中国却只有20%。

　　安体富认为，政府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农村扶贫标准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贫困线。

　　理顺生产要素价格

　　在中国，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这些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最终是“肥”了一小部分人。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5月13日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华福周说，去年的行业收入差为15.93倍。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目前资源性企业的利润，除上交所得税之外，均变成企业可分配利润，这是不合理的。他建议，这些资源垄断企业的利润应归全民而非企业或投资者所有，实现资源收益的全民共享。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即使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

　　银行业高薪在社会上早就被公认。但记者从某国有大型银行获知，在企业内部也不是所有员工都“享受”着高薪。“说出来没人相信，我一年的收入不到2万元。”该行内部一位员工告诉记者。

　　该员工此前系储蓄员，按照以前的身份归类，归属于计划内临时工。尽管现在他与其他柜员一样从事着相同的银行柜台工作，但此前“储蓄员”与“银行干部”的身份差异，决定了收入上1/3以上的差别。

　　这不是个案，其实同工不同酬是相当普遍的现象。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各类用人单位因员工身份不同带来的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依然比较普遍。”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华福周说。

　　专家认为，薪资收入目前还是居民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尤其需要体现公平。彻底打破员工身份界限，全面树立起同工同酬理念，在今年年底将出台的《工资条例》里会得到体现。

　　完善社会保障

　　从再分配的角度看，居民收入来自再分配上的差异，主要出于制度自身的不公平。现行的养老保障实施的是“三轨制”，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实行两种不同制度，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数额上，更体现在“谁出资”的差异上。体制内的由财政掏钱养老，体制外的主要由自己掏钱养老。而农民以及城市无职业者，则基本未被纳入社会保障范畴。

　　对此，安体富认为，增加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方面支出比重，是提高居民收入份额“组合拳”的应有之意。完善社会保障，资金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完全可以通过收缴垄断利润、变卖国企股权的手段予以解决，一方面可以明晰产权，另一方面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国企高管收入畸高的制度难题，同时又启动了民间投资。

　　量化收入分配目标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表示,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其实，基尼系数在官方并没有正式的统计和公布。对此问题此前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我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我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据统计，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都低于0.4。

　　杨宜勇认为，应该将收入分配改革进行目标量化。“节能减排目标当时写进‘十一五’规划时，也顶着很大压力。收入分配虽更复杂，但也有可量化的方面，比如城乡收入差距比、行业收入差距比、基尼系数等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我们究竟在未来5年或10年要控制到什么水平，是可以有个阶段性目标的。”他表示。中国是个重指标的国度。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当前，在收入分配的制度上设置一些硬性指标，并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