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于5月25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本次对话涵盖从防核扩散到全球金融监管、气候变化以及市场准入和出口政策等诸多议题。中美共签署了八项合作协议，涉及能源、贸易、融资、核能利用、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的26项具体成果。其中，美国将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中以合作方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备受关注。

　　当然，这次中美对话讨论的还是一些原则性、方向性和战略层面的议题。至于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改革、美赤字削减计划等，目前只是美国政府的允诺，尚有待美国国会的支持。同样，对美方而言，人民币汇改、美国企业在华垄断行业市场准入以及政府采购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落实才能形成具体成果。

　　无须讳言，新形势下中国实力与国际地位之提升，使中方在是次对话中更显从容，两国关系业已出现向平等合作伙伴转型的根本变化。在中美对话期间，中国政府官员善用记者会等手段，既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自信，又表现出较强的灵活应变能力。

　　然而，中国话语权提升聚敛起来的优势在谈判中很可能是劣势。因为谈判中的优势意味着比对方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而这种自由更多地为让步的自由。毕竟，在国际谈判中限制自身的可察优势往往能逼迫对方做出更大让步。优势背后承载的是为对方可察觉的责任担当空间，这在国际对话上称为强弱转换的弱势占优逻辑。如中国在世行和IMF投票权的提升，意味着更多责任的担当。

　　研判当前美方在经济层面的议题，其策略更显技术性——化整为零的对话技巧。如对话前美国抛出将放松对话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模糊”言辞以表诚信，但放松高科技出口只是行政部门的动议，其权限有限尚需美国国会审查委员会的相应授权。美国借用尚需国会授权的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话题，在对话上技巧上首先就采取了是一种化整为零的策略，并以此敦促中国其他领域的让步。

　　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是中国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但放松管制能否真正促成对大量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还取决于美国具体的安全评估，而安全评估本身就有很大弹性。因此，在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很容易在实际中转变成评估中国在对话中的允诺对话程度的变量——中国允诺的一些领域双方进展顺利、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美国可能真正放行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反之即可以借助出口安全评估制造障碍。

　　同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此次表现得比较内敛，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担忧。美方放弃人民币汇率的双边对话，是否是欲擒故纵，想将些问题置于G20多边对话机制之下？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最近以来，把人民币汇率置于G20多边谈判下的声音在美国国内舆论中有上升之势。之前印度、巴西等国就在人民币汇率上施压，在G20下谈论人民币汇率将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当前欧元持续贬值虽然减轻了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压力，但这更多地是暂时性的缓解。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缓解，主权货币相对于国际大宗商品的贬值问题依然相当严峻。因此，在G20会议召开前人民币汇改尚未启航，那么美国政府中期选举的压力和一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持强硬态势的国会很可能会寻求在G20下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同时频繁的贸易摩擦也难避免。

　　严格地讲，增加人民币灵活性的市场化汇改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外储实际上就是以美元等为计价的本国私人部门储蓄，其面临着币种不匹配风险、汇兑风险以及投资风险等诸多风险。校正人民币汇率的偏离，是保障外币资产未来安全的治本之策，否则仅在中美对话机制上获得美方的保障币值稳定的泛泛承诺是不可靠的。因为中方抛给了美国政府一个其根本不可为的任务——面对辐射全球、规模庞大的美元资产市场，市场机制下的美元定价并不取决于包括美国政府的设定，而是形成于现实的美元市场中。同时，美元的币值稳定是一个不确定、无法量化的原则性概念，这样的承诺并不见得有多可靠。

　　显然，当前中美对话虽然亮点纷呈，但更多地是为中美在其他不同层级的诸多对话平台上具体博弈匡定方向。双方对话中的客气、积极和对话声明的原则概况性陈词，从侧面表征出互信仍待加强的问题。

　　中国话语权虽有所提高，但仍无法改变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现存格局。在对话与谈判中，中国尚需加强软实力，提高谈判技巧。清晰认识到中美对话机制是当事各方搭建的互通沟通机制，其目的是为实现非零和博弈的共赢，双方的首要任务为寻找达成共同利益的可行方案，而不应固守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的心态，以要求对方让步为目标，总之，应着眼于未来，而非拘泥于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