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3月24日，央行网站刊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署名文章《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文章分析了造成东亚和产油国较高储蓄率及美国低储蓄率的原因,指出美国低储蓄率与中国高储蓄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因果关系，并简要介绍了中国储蓄率的变动情况及调整思路,并提出调整储蓄率的可能选择。

　　 周小川指出，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2005年以来中国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国策，其综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储蓄率，但对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及其弹性、具体调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周小川并分析了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历史成因。

　　 周小川表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经济恢复一直较慢。中国当局克服困难、坚持稳定汇率，对阻止当时危机蔓延是有贡献的。

　　 此外，周小川表示，中国政府、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仍不彻底，影响了储蓄率的调整。尽管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实现市场化和成本真实化，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改革和职能转化。

　　 周小川提出了储蓄率调整的可能选择。他认为，全球储蓄率不平衡客观存在，储蓄率高低差异的原因多样，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不切实际，需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考虑。

　　 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尽管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当下并非美国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还需同时平衡刺激消费和恢复经济增长。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加大合作力度，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再次，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闫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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