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镇江 张 亮

　　题 记

　　我们坚信，对中国13亿人口每人发1000元，这不仅仅是扩大消费最直接、最有效、最简单、最有力的办法，也是熨平社会贫富差距，让人人真正分享改革成果最直接、最有效、最简单、最有力的办法。

　　我们坚信，对中国13亿人口每人发1000元，这不仅仅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长远的社会意义。

　　我们坚信，对中国13亿人口每人发1000元，这绝不是梦想，即使今天不做，不久的将来势必要做。这绝不是一时一事之需，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平稳发展，势必成为一种常态行为。

　　空谷足音，声振林木。

　　《证券日报》2008年12月17日发表的评论《刺激消费，直接发钱又何妨》，以及12月18日刊发的读者来信《给每人发1000元，为什么不可以》，一经刊出立即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由此而展开的《给每人发1000元，为什么不可以？——民主建言》大讨论，更是如火如荼，反响强烈。

　　1个多月来，社会各界乃至旅居海外的学者纷纷投书《证券日报》参与讨论，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中国经济网、CCTV等各大网站及众多媒体先后转载相关文章。十名学者日前还以联名的方式在讨论中提出“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民众发钱”的鲜明观点，并对具体实施路径进行了探析。

　　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项看似普通的民主建言，何以引起社会各界如此深度垂注？

　　深入分析，我们认为，“给每人发1000元”不仅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值得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汽集团副总经济师邢普曾提交过一份《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

　　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呼声日久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胡锦涛总书记这一严肃的要求，代表了深切的民声。

　　实际上，类似“给每人发1000元”，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呼声，近些年时有闪现。

　　较近的比较“正式”的呼声是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汽集团副总经济师邢普提交的一份《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邢普委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民直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当时CPI高增长的补贴，以快速刺激内需。

　　邢普的这一提案，一石激起阵阵涟漪，但终因这一设想在我国实在“太新”，后来没被“立案”而沉寂。

　　而随后，我国澳门、香港等地区效仿新加坡等国“全民分红”的举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欧元之父”之称的罗伯特·蒙代尔前不久建议中国政府向全国老百姓发放规模为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最近日本向全民每人派发1.2万日元的“红包”、台湾地区向每位居民发放3600元新台币的做法等等，又让国人燃起对“每人发1000元”的期盼。

　　特别是，随着国际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家提出扩大内需保增长，“每人发1000元”作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选择，再次纳入社会各界关注的视线。

　　其实，邢普的提案，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溯源中国文化，先秦儒学就有关于社会正义的判定。孔子注意到社会分配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中国近代仁人志士都有过“均贫富”理想追求。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阐述其革命理想时，将建设“大同”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重要的战略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广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在当时既是经济的需要，更是政治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先富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在经济发展中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方向，使公平与效率兼顾，扼制两极分化，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关系，这成为我们党的基本政策。

　　因此，如果说，邢普委员提出“每人发1000元”，主要是作为当时CPI高增长的补贴，以快速刺激内需的话，那么，近期《证券日报》在CPI已明显回落、国际金融危机正向经济危机演变的新背景下，展开的《给每人发1000元，为什么不可以？——民主建言》大讨论，则是从刺激消费保增长着手，深度剖析其社会及政治影响，无疑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是扩大消费，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并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给每人发1000元”则是——

　　扩大消费保增长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我们知道，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演变为经济危机，全球经济悄然步入衰退周期，使得作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面临十分困难的窘境，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受到很大的制约。在此背景之下，扩大内需保增长便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而扩大内需不外乎两条路径：一是扩大投资，二是刺激消费。

　　目前，我国已经提出利用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的总体思路，各地政府也提出了据称总计高达近20多万亿元的配套投资计划。此举非常及时且必要，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这一计划的实施需要一个过程，要见到成效再快也得一年半载，难以在短期内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分依赖投资拉动内需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以政府为主体的大规模投资，会抑制居民消费的合理增长，直接导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过去2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导致我国目前最终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即是明证。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据国家统计局披露，2007年我国GDP中消费的比重仅为38.6%，与发达国家普遍60%-70%的水平相去甚远(图二)。

　　因此，我们认为，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是扩大消费，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并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给每人发1000元”则是最直接、最有力、最简单、最有效刺激消费的好办法。

　　首先，“按人发钱”有其理论基础，也有成功的实践。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早在1938年《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就提出了“社会分红”这个概念。他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GDP核算法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之一。

　　在米德看来，国家理应“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同时，他还认为，“社会分红”是一种“反周期”的政策工具，在经济萧条时期能够起到扩大消费的作用。

　　米德的这一新理论，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于是，该理论从西方到东方逐渐被广泛运用：无论美国，还是新加坡；不仅适用于国企利润大增时，而且适用于政府税收增收超过一定比例时，比如我国香港地区只要税收增长超过2%即考虑全民分红。

　　其次，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最终也要转化为消费需求，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而有实证研究表明，按人发钱比投资刺激内需具有更高的效率。

　　有关专家测算，同样一笔钱，用于投资大概有10%能转化为消费需求，而如果按人发钱，大概有83%会转化为消费需求。

　　这说明，为了启动同样大小的消费，让人民得到同样大的利益，使用按人发钱的办法只需花费投资的1/8就够了。这将极大地节约资金，极大地降低金融风险。

　　这也意味着，如果“每人发1000元”，共计发放约1.3万亿元，将会有上万亿元转化为消费需求。这将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

　　因此，有专家指出，按人发钱这项创新“工具”，比使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更有效率、更安全，可以作为宏观调控除了利率、汇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外的“第四杠杆”。

　　第三，普通老百姓不是有钱不消费，而是没钱消费。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的55.1%在贫穷的农村，城市人口的60%每天支出没有超过3美元，这些人口都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

　　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效应和乘数效应，穷人手中所增加的钱会更倾向于消费，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给每人发1000元”，这些钱到了量大面广的低收入人群手里，更能迅速地拉动国内消费市场。

　　第四，“给每人发1000元”与通货膨胀是特殊关联。

　　有人担心“给每人发1000元”会带来通胀。其实，如果这笔钱不是央行新发钞票来解决，没有引起货币总量的变化，引发通胀的压力就很小；只要通胀的水平被维持在正常且足以刺激经济的情况下，其对经济的影响就不是负面的。而且，有专家研判，“给每人发1000元”可能带来的通胀，是有利于穷人的通胀。可以说，为解决需求不足，可每人发1000元，而在治理通胀中，也应该是每人发1000元。因为这样做，要比硬性限定价格而扭曲市场信号好得多。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们认为，这笔钱由财政来出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持续大幅增长(图六)。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为31649.3亿元，是1993年的7.28倍；2006年达39373.2亿元，同比增长24.4%；2007年达51321.78亿元，同比增长32.4%；2008年预计超过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左右。

　　如果每人发1000元，共需发放约1.3万亿元，仅占2008年财政收入的1/5左右。同时，这1.3万亿元相比国家4万亿元、地方政府近30万亿元投资计划，无疑也是很小的。

　　第五，直接“给每人发1000元”，让国民自己决定如何花费，对刺激消费的效果更好，也更受欢迎。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劝诫“分生不分熟”，意思是说应该把生食品分给大家，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蒸、炒、煎、炸，这要比把食品煮熟了分给大家更受欢迎。这就是说，与其让政府包办福利，还不如把钱发到个人手里，让消费者自己决定如何花费。

　　有关专家指出，公共产品过多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中国的穷人更需要私人产品，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更高级的需求。同时，直接发钱的另一个好处是，让消费者选择救哪些行业、救那些企业，这样更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第六，直接“给每人发1000元”，由此刺激及时消费，长远看还可以撬动信用经济，形成良性循环。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美国人把信用无限扩大，造成次贷危机，这不对。而我国老百姓的经济信用几乎没用起来，这也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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