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上证观察家

　　4万亿大单缺乏现代金融与资本市场管理的思维，中国已经开始初步进入金融与资本时代，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大大增加。因此，本轮宏观调控也罢，政府经济管理也罢，必须还要有金融及资本市场管理与调控的智慧，才能让扩大内需上升到更高的，与中国今日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智慧。

　　当火车站出现了越来越多因为工厂关门而被迫回家的人群，当废钢、废纸、废瓶的价格一落千丈；当PPI下滑速度超过了CPI时，终于没有人再絮絮叨叨地谈物价危险了，也终于没有人再嘟嚷PPI会传导到CPI以及GDP平减指数还依然高涨所以物价不可大意这类的论调了。

　　当原以为只是一场“次贷风波”，最终却发现是“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时；当原本说话含糊不清的格林斯潘这次清楚地警告这将是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经济学界开始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政策终于转向全力保经济增长，也终于没有人再谈什么股市要不要救，楼市能不能救了。

　　4万亿刺激内需的大单让所有争论的声音归于平静。然而，笔者很痛心，因为笔者一直警告不要让十年前的历史重演，可历史几乎还是完全地重演，就连所犯的错误也如出一辙。

　　1997年，我国紧缩性宏观调控进行了4年，成效明显但唯有物价指标仍然偏高；2007，中国新一轮紧缩型宏观调控也进行了4年，成效明显但同样是物价指标偏高。1997，我们遭遇了一场开始叫做东南亚金融风暴事后却发现是亚洲金融危机，外贸下滑明显；2007，我们遭遇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外贸下滑同样明显。1997，因为过分关注物价，我们对经济周期的变化缺乏敏感，错失调整时间至少10个月，2007，同样因为过分关注物价，对经济周期的变化也缺乏敏感，错失调整时间甚至多于10个月。

　　关键问题还不是时间的错失，而是时机的错失。在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0月，短短一年，调控最佳机会之窗已经关闭。

　　这是因为，此间发生了四大方面的变化。第一，国民经济快速下滑已成事实。这一点，从支出法看，今年上半年就已极为清晰，出口和投资下来后，GDP增长只有8.56%。然而，统计机构使用的生产法角度的计算，要滞后到第三季度才得到反映。当8月工业增长落到12.8%时，所有人都知道，投资和出口下滑已开始影响到工厂——货币政策也是至此才更弦改辙！第二，居民收入增长比国民经济下滑更快。这反映出在经济收缩时，资本已先然采取防范措施，比如以往增加的人员现不再增加，甚至大规模裁员，以往增长的工资不再增长，甚至大幅减薪，如此劳动者便处于更加不利境地。居民实际收入今年上半年只增长6.3%，前三季度也只有7.5%，相比之下，去年刨掉物价后的干干净净的居民实际收入增长高达12.2%。第三，财富存量变化，从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沪深股市一路直泻，损失高达七成以上，人均损失2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意味着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8000万至1亿的中产阶层财富被大幅缩水。第四，信心的变化。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信心比黄金更宝贵，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珍惜这无形的黄金，在股市崩盘时，主流意见认为这是市场的事，政府大可不管，在楼市面临信心的拐点之际，主流意见也是主张政府袖手旁观，最终坐失良机，令投资者转向现金为王，消费者转向持币待购，银行家纷纷收回雨伞……

　　在这种情况下，先是出口和投资的发动机开始熄火，然后是工厂开始关门，失业开始加剧，接下来消费也必将萎靡，整个中国经济的趋势便是再度处于经济保八以及防范通货紧缩的困境之中。而中国经济由于其特殊性，比如二元结构，城市高达10%以上的真实失业率，缺乏社会保障等等，使得中国8%的经济增长便几乎会伴生通货紧缩和失业剧增威胁。而欧美国家只会在经济零增长和负增长时才会出现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

　　近期政府的4万亿大单已是事出必然。本来，宏观调控犹如治感冒，在初期流鼻涕时也许只要吃一片感冒药甚至吃点维生素就足矣，错过了这个阶段，感冒变成发高烧，则需打针或打点滴，如果此阶段也错过，感冒恶化成肺炎甚至肺气肿乃至肺心病，则急救必不可少。就眼下的中国经济形式看，急救当然已势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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