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流通市场我们回来就做了，实际上是一个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市场发展得非常快，扛麻袋怎么也跑不过打电话，开通了一个星期，黑市价格就下来了。

　　我们马上报给体改委，领导们也很高兴。其实“联办”做的每一步，大方向都是列入了国家改革的规划。比方说加强国库券的流通性，这是写到国家改革方案中的。具体而言，我会根据“联办”的一些调查研究的情况，给体改委的领导汇报、请示；相关领导在决策过程中会参考“联办”的建议。当时体改委的分管领导刘鸿儒、宏观司司长傅丰祥、副司长许美征都很支持“联办”工作。

　　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开始的发展策略就是先债券、后股票；先国债、后企业债；先流通市场、后发行市场。择机再去想别的。

　　险象环生的发布会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库券发行完全依靠行政摊派，我们发下来的工资里，100元现金，就搭着50元国库券，由不得你要不要。就这样基层财政部门日子依然难过——还是有很多国库券发不出去。

　　1990年，“联办”和财政部尝试了一次国库券承购包销，但是因为部门协调有问题最后还是失败了。

　　1991年，我们再次准备国库券承购包销。准备了很久，眼看就要成功了，为此特别准备的仪式和新闻发布会也定好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没想到，仪式举办前一星期，有关部门突然通知“联办”，这次国债承销发行又取消了。

　　我很震惊，在此之前已经失败过一次了，再失败怎么办？我和王波明几个赶紧去找体改委领导。

　　在去的路上我们讨论，说如果协调不下来怎么办？那时我们想了一招险棋：新闻发布仪式外国记者要来好几十个，所以咱们只能照样开。我说，请柬都发出去了，也来不及收回来了，收回来“联办”的信誉就没了。到那天，记者来了，就宣布活动取消了，然后就地开记者招待会，解释为什么失败了。

　　我也知道，这样做是太危险了，这样做我也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我还说，如果因此被开除公职，我就去当老师教英文，咱不是为了改革么？王波明说，我就街边摆一摊，修自行车，我会修自行车。另一位同事说不行的话他再去趟国外。玩笑开过了，我又宽慰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事应该有戏。

　　找到体改委陈锦华主任后，确认了国债承购包销已列入体改委改革规划。如果规划里有，就意味着此项改革是国务院备了案的，不是个别部门的决定。陈主任非常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继续去促成这个事情。于是，他出面去协调。

　　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巧，领导是经常出差的，也经常开会的，那天我们去，陈主任恰好就在办公室；领导要协调，需要找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同志，他也是经常不在办公室，很难找到他。结果陈锦华一打电话，就那时那刻，王丙乾还正好就在，还就找到他了。王丙乾表示，这事他考虑一晚上，明天早上再给答复。

　　那一夜大家心情很不平静。

　　最后，这件事终于在各方努力下促成了，国库券承购包销使得财政部代表政府第一次作为市场的一方，承销团成为市场的另一方，改变了当时的行政摊派，国债发行向市场化迈出了第一步。

　　这件事在国际上反响都非常好。当时国外都以为我们改革停滞了，没想到我们又有这么大的金融改革步伐，我记得当时《参考消息》用了很大篇幅摘录各国对此事的评价，《华尔街日报》称这是“1989年以来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联办”后来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件。但这件事情比较有戏剧性，几起几伏，中间我还悲愤地写了个文章，其中有两句：“我们今年失败了，但是我们一定会成功的，还得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