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改委领导回到北京后马上就要听汇报，当时“联办”的工作正处在低谷时期，他们听说以后也很激动，哇，两边都很激动。

　　经过研究之后，体改委领导决定“联办”挂靠在体改委，“联办”就此成为一个挂靠机构，当时的联系人就是我。体改委是个很精干的机构，一共才200多人，专门研究资本市场的基本上就我一个。但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啊？幸亏宏观司当时的领导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于是就和“联办”形成了一种互动：“联办”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推动市场建设的工作，给予体改委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体改委则从整个国家宏观角度出发，在资本市场发展这块，对于应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进行规划和指导。

　　建立STAQ系统

　　“联办”成立3个月后，由于环境原因，大家一度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联办”还能不能生存下去，到底还有谁能够支持我们？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咱们把450万分了走人得了——当时有9家理事单位每家出了50万，大家都知道我们有450万。

　　“联办”有个例会制度，在6月中旬的一次例会上，中创投的张晓彬和另外一个理事专门过来参会，我们就问怎么办，还弄不弄啊？其中一位理事特别坚定，他说，大家一定不要丧失信心，中国改革的历史潮流不是哪天想停就能停的，将来回忆起来，这只会是一个小小的波浪而已。这位理事是学历史的，所以说话很有历史感。

　　两名理事还说，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就算是其他理事撤出了，我们两家也支持你们到底。这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

　　他们中间的话我全忘了，就记得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历史潮流，一个是坚定支持。

　　可是具体做什么呢？怎么做呢？

　　股票肯定暂时做不成了，当时批判股票是经济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联办”总干事宫著铭建议，我们可以想想债券的事啊。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坐在屋子里干想。我们决定到全国几个主要城市走一圈，看看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状况。此后组织了一个由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还有“联办”等单位参加的联合调研组，建国以后这么多部门参与的金融调研还真没有过。

　　我们分成几个组，分赴全国。第一站就是沈阳。那时候金杯公司已经实行了股份制，外电报道：在尘土飞扬的小胡同里，新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股票在这里交易。沈阳真冷啊，那时候条件差，高西庆不时腰疼，王波明感冒了，在沈阳连续发烧，回到北京，是救护车开进火车站接走的。

　　当时大家很玩命，但也了解到了很多情况，比如国债市场。在上海，随便一个修自行车的，摆一牌子“收国债”，就可以收了。还有人跑到农村去收，农村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朝一日会把本金还给你，还有利息。他们觉得这就是一张纸，政府逼着给了一张纸，拿走一百块钱，想着算了，就当支援国家建设吧。有人来收，说反正你那张纸没有用，10块20块就卖给我把，还有的人就拿着一只鸡，给你一只鸡，国库券给我把。还有的城里人拿着麻袋到当地去收。

　　我们很受触动，要是坐在办公室肯定不知道这些，当时的感觉就是应该马上成立国库券交易市场，一定要把黑市压下去；而且只有有了这个市场，才能够解决发行问题；也只有这个，广大群众才知道这个东西的投资价值。它是有价值的，不是国家给你的一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