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打破制造业的旧世界

　　本报记者 刘鹤翔

　　“我就喜欢沾满油污的手！”本田宗一郎在视察他的汽车厂时，曾对一位伸出手来又缩回去的工人说。宗一郎是摩托车修理工出身，对油污有亲切感，更何况此时他已经是个公司政治家。

　　在制造业内，绝大多数中国民企的第一代也是这样，从工棚里起家，然后随着事业发展，逐渐远离油污。而站在他们肩膀上的子女辈，自然也看得更远，开始关心制造业的品格，追求更高的财富品质。而这是必须的进步，在短缺经济时期起步的创业一代，在把财富向下一代移交的同时，也把发展压力留给了他们。

　　“为荣誉而生”

　　两年实习期过后，董铭完全适应了那种做企业的焦虑与忙碌。“我现在下班就不想公司的事情，回到家里该睡就睡。”晚上如果有时间，他会约上几个朋友，去网吧打游戏。这个爱好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培养起来了。

　　而作为威荣重工的总经理，他也称得上志向高远。“正如1924年老华森将‘计算制表记录公司’改成‘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即现在的IBM)；20世纪50年代末盛田昭夫将‘东京通讯工业公司’改成‘索尼公司’，我们浙江威力也希望通过新公司的成立，将‘威荣重工’做成一家伟大的公司。”他把这些话写进了了公司的宣传册。

　　宣传册里的励志文案还包括那句“为荣誉而生”的创业口号。虽然手上的东西都是来自父亲的安排，包括这家从母公司威力公司分离出来的企业、别墅和那辆法拉利卡宴。但他干大事的志向正是董家的希望所在。今年年初，董铭带着十多个人开始了他的事业，在财务上脱离父亲的威力公司，独立核算。

　　1981年出生的董铭200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学的是管理专业，“对这个行业只知道点皮毛。”25年前，他的父亲董正荣在浙江嵊州创立了威力锻压机械公司，那是一家生产开式压力机的公司。现在，整个锻压行业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自去年以来，尽管威力公司由于出口很少，受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较小，但在原材料方面，钢材价格的飞涨已经让董家父子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去年同期，钢材的价格是每吨4000元左右，涨到了今年初的6000元，前一段时间又提到了6500元。锻压行业的固定设备投资本来就比较大，由于风险增加，一些小型企业很难拿出钱来扩大生产。

　　另一个麻烦是，老产品的市场已经开始萎缩，尽管仍然有不小的空间，但其缺点在于不能实现自动化，已经不符合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整个嵊州的机械行业都不太好，锻压行业可以说是十年来最差的一年。”董铭说。今年，威力的产品虽然提价10%以上，但还是跑不过钢材价格年增50%的速度。“另外，这个行业已经出现需求不足，今年能有去年80%的销售额就算不错了。”

　　因此，董家父子必须上马新项目。威荣重工的创新产品包括开式固定台高性能压力机和开式双曲轴压力机，“我们原来的产品定位在中低端，现在要向中高端发展。”

　　一直以来，锻压行业的投入产出计算方式是以吨为单位，买一吨钢材多少钱，卖一吨机器多少钱。把一吨钢材加工成机器，一些小企业只能挣几百元，董铭希望能够超越成本，第一步是“卖到两万元一吨。”

　　好消息是，代表行业发展方向的自动化、精密机械的市场在高速成长。新产品还没做出来，董铭的手上已经有200多万元的订单，预签售的还有300多万元。

　　在国内，这个行业的领先企业是台资企业，董铭要向他们看齐。去年年底，他从台资企业和国营企业挖来了几个技术人员。董铭指着画册上的一台机器对记者说：“机器上有10个工位，在以前，实现同样的功能需要摆十台机器，现在一台就够了。”

　　变革的一代

　　冯炜炜和董铭同龄，她是宁波华联电子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对于所从事的行业，她“谈不上兴趣，也不讨厌。”200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了家族的企业。“我们这一代人，真正有兴趣去做制造业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很多人一开始会觉得烦，因为制造业的企业一般人比较多，员工多的公司里各种事务也会很多。”

　　这个由她父辈创业的公司现在有1300多人，在她看来一直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以后的方向肯定不是做劳动密集型的。我们是做LED的，这个行业的发展还很有空间，我们已经在国内的工厂中领先，接下来要争取跟国外的公司靠拢。对这个行业，我们有长期做的打算，直到不能做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