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茗

　　“一个好的设计首先是要付出努力，是一个好设计的过程。另外，好的设计创造惊喜，好的设计是创新的，好的设计能够令创造者和使用者非常迷恋，能够调动情绪的设计才是好的设计。”

　　生命犹如诗歌

　　克里斯·卡贝尔是位产品设计师，固执地带着自己年少时的梦想行走在现实当中，在他眼里，“生命中的每一天都犹如诗歌”。作为Droog旗下的新秀代表，疏离感和惊异感给予了他灵感的迸发，他的设计朴素实用、别出心裁又流露出幽默感。

　　出生于距离阿姆斯特丹不远的布罗门代尔(Bloemendaal)。他从爱丁霍温设计学院毕业后便在鹿特丹正式开始了独立设计工作，短短5年间已成长为荷兰设计中的新锐代表，并被Core77预言为未来若干年里荷兰最有潜力的十大设计师之一。从灯具、餐具、沙发、珠宝、T恤、礼品、室内装饰到建筑等领域，他都进行着大胆尝试。卡贝尔的大学毕业作品如今都在生产中，他的客户名单里不乏Alessi、moooi、Levi’s、喜力这样的世界知名品牌。

　　素有“花之谷”之意的布罗门代尔是一个美妙的地方，在卡贝尔看来，这块土地影响了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设计理念。

　　他热爱自然，自然界的事物往往成为他设计灵感的一部分。这绝对体现在他设计的方方面面。2004年，法国里尔为了庆祝当选为“欧洲文化之都”，邀请Droog设计一些特别的东西，最后ChrisKabel的“蕾丝树遮阳伞”俘虏了人们的眼光。它的遮阳伞像是一棵小树，金属部分的树干是棕色的，伞面采用树叶的绿色，他尝试着在蕾丝这种女性内衣用料上发掘出其另外的用途，而不仅是作为装饰性的图案。于是，一把独特的带着树叶花纹的太阳伞出现了——它被放置在城市广场中央，用于遮阳——这让人们仿佛坐在树荫底下一样。点睛之笔非伞顶部金色云雀莫数，它像是要在此栖息片刻，又像是在观望远处。

　　在童年时他迷上了飞机，直到如今仍然认为它是人类已经创造出的最伟大的产品。它们漂亮、浪漫，同时也是高度技术性的。“我曾时常在Schiphol机场逗留，那是荷兰最大的机场。我几乎爱上那个地方，那里对我来说就好比迪斯尼，但又远比迪斯尼好。因为它同样是纯粹人工营造的环境，却没有乏味的童话故事跟随，它是真实的。可以说就在机场，我认识到人类是可以创造他自己的世界的。”

　　重新定位设计

　　卡贝尔喜欢反思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注意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也试图去重新定义人们各式各样的行为。一个物品工作的方式常常会让他神魂颠倒，卡贝尔相信它的功能是由使用它的人来说了算，而不是设计者。

　　卡贝尔的一件被东京设计旅馆收藏的“带粘性的灯”(Stickylamp)的设计，拔掉灯后的盖子，随意粘到墻上你想要的高度处，若干大脑袋的灯泡被固定在墙面上，拖着长长的连接线，好像夏日草丛中闪动的萤火虫。这个实用体贴的设计后隐藏的故事是：卡贝尔当时正在研究“即时解决方法”，就是当某个东西坏了或者缺少某个东西的时候，人们通常会第一时间求助于那些工具。“带子、绳子、线、橡皮圈、纸夹，这些都很伟大啊”。卡贝尔觉得非常有趣，甚至还找了一本书，里面全是这些伟大工具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附着在墻上、提供短暂照明的灯光装置。他灵感大发，依然保持原作直接性和随意性，却能在市场上销售的“Sticky lamp”很快就在他手下诞生了。

　　此外，卡贝尔还对机械存在着某种不可遏制的热情，这导致了他9岁那年拆解了妈妈心爱的古董钟，在妈妈的愤怒之下努力开始重装工作。结果卡贝尔重组了一件外形迥异的钟，因为在他看来是美丽的，这个钟表现在还工作着。

　　卡贝尔一直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设计，他把自己当作一名外科大夫，将功能与装饰分解，把形式和材料分离，这样物体就从先前的环境中抽离出来，所以灯具摆放的方式可以决定它的外形，遮阳伞的投影折射的是树木的影子，而椅子的装饰也可以是椅子的结构本身。

　　在扭曲中重建

　　除了扮演善于拆解的严谨的医生角色，卡贝尔还是一位灵动的魔法师。在MarcelWanders编撰的《2005设计年鉴》中，卡贝尔的“火焰”被收藏其中，这个烛台有着优雅的外形，不过其火焰并非烛火而是有内部燃料支持的，金属杆外形蜡烛却不会像蜡烛那样易于销蚀。它的名字叫“不再有死亡的水手”。荷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你用蜡烛的火焰去点燃雪茄，一名水手的生命就会消失。以燃气为原料就是避免这个说法应验。此外，被收藏的另一件“枝形吊灯”，让看到的人剎那间在脑子里冒出问号，嘴角浮现笑容。这两件物品正好符合了卡贝尔心中对于一个好的设计的定义，“它必须是聪明的，真的让人觉得惊奇的，不只是提供的解决方法，同时还有形式、材料和意义。”

　　为了让他手下的设计多一点儿惊奇的元素，卡贝尔喜欢去扭曲或改变它们，当然目的还是为了改变人们使用某个东西的固定方式，还有他们对它原有的理解。简言之，在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下他会创作出新的更有意味的东西来。同时，他和同事们谈论很多关于项目和创意方面的问题，“尽管这样我会失去一个很好的有组织的交流。在荷兰，设计师是相当个人主义的，我们主要只和自己的助手一起工作，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好的方法，你能够得到非常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他喜欢像个科学家一样工作。当拿到一个“作业”，他会将主题仔细剖析，然后从那些基本元素开始重新定义、以自己认为合适的“秩序”创造出新东西来。

　　卡贝尔的“钱币花瓶”显得玩世不恭，它由欧元硬币组成，卡贝尔发现和多设计师制作花瓶的成本不超过30-40欧元，而花瓶的售价却可以高达1200欧元。这算是对设计资本主义的批判——价格成为装饰元素，又为花瓶添加了价值。

　　卡贝尔不太理会别的设计师在做什么，也不去顾及媒体正在讨论什么最流行，当遇到一个特殊的设计或者技术难题时，先想象这时候“自然”会怎么办呢？他还建议人们去古巴看看没有广告的世界何等美好。他总是不能听从它们的设计师骨子里就带着一副典型的荷兰人个性：忠于自己，忠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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