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长期经济保持高增长低通胀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中国经济有条件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胀”格局，但仍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

　　（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高增长低通胀”的稳定性将有可能产生影响

　　一方面，世界经济波动、特别是美国经济如果出现剧烈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不利影响。世界经济从2002年进入新一轮增长期以来，已持续5个年头快速增长，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周期史上较长的一次长周期扩张。从趋势看，在经历了一个增长周期后，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世界经济波动、尤其是美国经济如果出现较大波动，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态势将难以持续。其一，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过剩严重，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和某些地区的金融危机，而规模巨大的短期投机资本的活动将可能影响全球经济的平稳运行。其二，日趋恶化的全球经济失衡对经济增长和世界金融市场已构成了威胁。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减速对中国经济将带来三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影响中国出口减速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二是美国经济减速带来的美元贬值以及可能降息等因素，将会促使国际游资继续流入中国，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和中国资产膨胀的压力；三是经济减速背景下，中国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会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敏感，贸易摩擦加剧，汇率升值的政治压力进一步增大。因此，美国经济的走势是影响未来世界及中国经济的最大变数。另一方面，国际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供给紧张程度加剧，其中主要是石油价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高增长低通胀”的稳定性可能产生影响。本轮经济面临的最大通胀压力将是来自能源和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一方面，国内经济扩张特别是工业建筑业等的扩张力度比较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很大。另一方面，以石油、铁矿石等为代表的国际市场能源和基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很大，必然会传导到国内，推动国内价格上涨。因此，未来国际油价存在较大变数，再加上其他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升，将成为通胀的主要压力，这对我国“高增长低通胀”稳定性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二）农业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粮食供给短缺或严重过剩，都将会对价格总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从以往历史看，我国每轮通胀或通货紧缩均是由于粮食及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所导致的。因为粮食在居民消费价格（CPI）中的权重较大，粮食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均会引起整个价格总水平的波动。从长期来看，我国农业及粮食价格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加快，我国耕地面积将会继续逐年减少，粮食继续大幅增产的难度增大。另一方面，入世后国内粮食价格受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随着玉米、大豆等从传统粮食产品变为重要的能源替代品，粮食需求明显增加，全球粮食供需矛盾明显加大，粮食及农产品价格有可能呈长期上升趋势，这将会影响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如果国际粮食供求一旦出现紧张，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投机因素将会进一步推高粮价，使粮食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进而引起国内粮价以及整个物价总水平上涨，最终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风险。不过，从长期趋势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一直呈下降趋势，期间一般4至5年就会出现一次小幅波动。此外，随着居民、尤其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粮食需求量也将会有所减少，如果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我国粮食供求关系也有可能由目前的供求基本平衡转向供给相对过剩。总体来看，中长期我国农业及粮食和农产品价格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上涨压力大于下行压力，对CPI的影响不容忽视。

　　（三）流动性过剩及产能过剩是影响短期和长期经济运行的两大不稳定因素

　　普遍认为，我国有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对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流动性过剩对经济将会造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一种情况是流动性过剩导致货币信贷增长过快，使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几年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增大；流动性过剩不仅引发实体经济投资强劲扩张，同时也导致资产泡沫化发展，即以房地产、股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过度膨胀，资产价格领域集聚的通胀风险日益增大，如果调控不当，泡沫一旦破裂，对金融系统以及整个经济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另一种情况是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资过度增长，产能过剩矛盾加剧，经济增长同时也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本轮经济扩张由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冲动和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相结合，推动固定资产投资连续5年保持在24%以上的高速增长，投资率不断上升，由此造成产品供给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需求增长速度，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虽然国家从2004年就开始采取措施重点治理钢铁、水泥等部门的投资增速过快问题，但去年以来，随着部分基础原材料产品价格回升，投资增长再度强劲反弹。近两年大量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将会在今后不断释放，如果流动性过剩局面得不到有效缓解，投资长期扩张势头得不到控制，使产能过剩从某些行业扩散到更多行业乃至全社会，将会隐藏更大的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而且持续时间越长，经济越有可能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整期。

　　（四）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阻碍经济增长和价格机制的形成

　　一方面，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以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突出表现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投资热方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是整个投资高增长中各个产业链条的总牵动和总引擎，其所创造的巨大的投资需求直接引导着市场对产业链中上游领域如钢铁、水泥等进行高投资，而市场追逐利润的特性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粗放式增长，而且还导致投资波动加剧，严重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中短期内，在我国财税体制尚难发生重大改变以及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和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下，投资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对保证宏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将会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资源性产品及要素市场价格改革滞后。目前，我国一般性商品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到位，但是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产品市场化改革进展十分缓慢。长期以来，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水平明显偏低，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不仅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而且还导致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扩大了贸易顺差，增大了

人民币升值压力；另外，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在内的要素价格长期被严重低估，这是导致投资过热以及贸易顺差过大的重要诱因。

　　市场化改革滞后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和价格机制的形成，因此，迅速推进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尤其是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将是下一步改善

宏观调控和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不过，从理论上讲，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将会构成一定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释放出部分隐性通货膨胀。这就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和时机的把握，如在有通货膨胀预期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改革，就有可能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发生；反之，如在通货紧缩预期的情况下，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的同时，稳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则可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这也有利于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