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语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站在旁边看到了这场危机给国家、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危险的场面，因而给自己敲响了警钟，也使得我国在不断地反省，如果自己遇到金融危机有没有承受能力？98年以来的三次金融工作会议，我国政府也确实在不断地反思金融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所遇到的问题，战争是不会全面爆发了，但是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如果受到大的损害，可能一个是能源的，一个是金融的。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金融业的竞争，在国际的资源配置方面谁能够有更好的金融配置资源能力，谁在世界上就有很好的实物资产的配置能力。”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

　　“亚洲金融危机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教训，货币政策、金融监管、

汇率政策的各国感染、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互换等这些问题。事后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外部性、一个国家

汇率制度等都是有外部性的，都不是本国自己的事，这对于后来整个国际金融业的合作有很大的促进，大家都认识到大家都是互相联系的，大家坐下来讨论，该让步的还得让步。这些联系起来看，实际上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种观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咱们国内学术界和实际金融部门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咱们国家之所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幸好咱们自己的货币不可自由兑换，现在这种观点也是有争议的，不能自己关起门来防止危机。金融业更开放，按照国际市场上的游戏规则，按照国际市场上创造灵活的多样金融工具交易，才是最后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自己关起门来，虽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但这样付出的损失，或者说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

　　“亚洲金融危机时大家的问题是都没有钱。危机发生时，很多国家出现了支付危机，外汇储备都用光了。大家记得在电视上，韩国老百姓在街头捐首饰帮着政府还债，就是因为没有了硬通货了。而现在中国是钱太多，一万两千多亿的外汇储备，外贸大幅度的顺差，同时资本账户大幅度顺差。我们处于高额双顺差的局面，而且资本账户还是有管制的，不能自由出去。所以说，发生像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情况目前对我们来说确实不太可能，我们不会发生支付性的危机。我们对于资本流动还是有管制的，我们的外债水平很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我们的评级下降，给我们的贷款额度下降，到现在的外债也比较少。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些新的风险，特别是未知的风险，应该说我们还是在研讨当中。”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主席张曙光：

　　“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究竟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还是内部经济失衡和制度缺陷，是

索罗斯别有用心和暗中使法还是各国政府应对失当，很明显当时马来西亚的首相和印度外长持的是前一种看法，认为是外部冲击。而美国副国务卿和摩根公司主管亚洲的首席经济学家，持有的是后一种看法。

　　“其实索罗斯冲击泰国等东亚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失衡和重大的政策失误，诸如本币高估和固定汇率制度、金融自由化过度和金融监管不够、大量举借外债，这些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给这些外部的冲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不能说当年的冲击就是阴谋，因为索罗斯等人是为了要取利。外部冲击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导火索以及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

　　主任贺力平：

　　“危机是那么可怕的吗？很多专家都提出遭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大的几个国家，比如说韩国，很快就复兴了，但是像菲律宾，现在增长也还是比较慢的，在危机时他是遭受伤害比较小的。现在看来，往往是遭受危机比较剧烈的国家、经济体，只要应对得当，事后的复苏还是可以比较快速的，而且可以焕发出一种活力。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法，要纠正以往的错误、疏漏，也许必不可免地要通过危机的形式，因为危机以一场剧烈的变动、剧烈的经济收缩，不仅给决策者，以及中间的干部，还有包括基层群众，重新认识外在和内在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才有可能更容易获得一些新的共识，促进改革和调整，而危机往往也是一个机遇。”

　　（资料整理 郑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