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涨价内外诱因考验政府远见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据国家发改委稍早时公布的全国36个大中城市46种重要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监测结果，5月份与4月份相比，价格上涨的有22种，主要是猪肉、鸡蛋、花生油等食品。在食品涨价效应的带动下，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开始攀升。

　　近20年来，以温饱型家庭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曾经历了多次通货膨胀的威胁，几乎每次（无论是温和型的还是奔腾型的）都是从食品价格的明显上升开始的。中国素有“民以食为天”的信条，30年前连出门与人打招呼，也大多是问“吃过了没有？”。因为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对“吃不饱”和“吃不好”的短缺时代记忆尤其深刻，再加上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偏高，国人对食品价格上涨往往非常敏感。

　　其实，因为供给减少，近两年许多国家普遍都出现了食品价格上升之势。当中国的猪肉、鸡蛋等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时，国际市场上的食品价格也正朝着30年来最大增幅逼近。供给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生物燃料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粮食作为原料，另一方面是因为全球气候恶化。此外，印度、中国等发展中人口大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提升了小麦、玉米、牛奶和食用油等农产品的价格。

　　气候变暖可能使土豆和花生等农作物的野生亲缘植物灭绝，直接威胁帮助这些农作物抵抗害虫和干旱的宝贵基因。全球变暖、气候异常更严重的连锁反应是：不但造成粮食和大豆产量的显著下降，还导致猪禽等传染病的增加，部分地区疫情严重，疫情使得养殖者面临很大经济风险，生产积极性下降。

　　食品价格提高也与石油资源短缺，以及各主要发达国家立法在汽油内添加乙醇，把大量玉米用来生产生物燃料乙醇有关。原本种植大豆、小麦的土地转而种植玉米、植物燃料用于发电，势必造成大豆、小麦价格上升，使食用油、面粉价格上升，而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饲料价格上涨，直接导致鸡和猪肉价格上涨。

　　在市场经济国家，价格机制是有效的信号传导系统，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对需求与供给发生的变动都能迅速做出反应。在中国，过去各个城市的肉类屠宰和加工联合企业大都是国有企业，虽然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民营企业在这一领域比重仍然偏小。政府在批租土地建立生猪饲养基地以及培育粮食、油料生产供销体系等诸多方面仍然偏重于国有企业，事实上造成商品生产、流通渠道的资源配置偏狭。

　　就这一点说，当前政府需要在两方面发挥作用：在市场上为“看不见的手”提供有益的补充和服务，比如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等，另一方面则在确实必要时予以

　　我认为，政府除了需要以“肉补”、“蛋补”、“油补”等方式贴补低收入困难群体外，还必须尽快建立起食品供给方面的宏观调控预警系统，加强跟踪监测与数据研究，通过各种有效应对措施来培育社会的快速应变能力。同时，应当注重开发促进社会公平与平等发展机会的公共政策，以持续提高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与收入水平。

　　政府除了需要以“肉补”、“蛋补”、“油补”等方式贴补低收入困难群体外，还必须尽快建立起食品供给方面的宏观调控预警系统，加强跟踪监测与数据研究，通过各种有效应对措施来培育社会的快速应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