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大于机遇 近期应特别关注我国金融安全

　　□谭雅玲

　　1997年7月2日以泰国汇率机制转变为导火索而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已经10周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也基本得到共识，即亚洲金融危机涉及的主要国家金融开放过度、过急，超越国情发展阶段，较盲从地借鉴发达国家模式改革开放，给予投机带来机会与条件，最终造成国家经济问题和金融安全的失控，导致经济金融灾难性的打击。而今我们在谈论这一话题则需要着眼于联系实际和未来判断，对于金融危机本身不必再继续探讨，而危机之后10年的相对稳定则需要关注与研究，进而为未来提供预期参考和警示，以促成金融危机防范与规避。

　　未来10年亚洲风险大于机遇

　　目前亚洲国家金融市场投资热情高涨，货币升值和股市上涨凸显，但这种趋势与西方主要国家基本态势有所不同，特别是亚洲货币利率水平和节奏周期不同于发达国家，利率差异明显存在。而主要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处于积累创新的高级阶段，目前他们已经达到此轮调整后的起飞阶段，未来的国际竞争势必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需求必将制造和“筹划”于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与风险。因此，亚洲未来10年将面临新的金融危机风险，焦点依然在于货币价值与

汇率机制风险，甚至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系统风险。

　　从未来10年亚洲前景看，由于美国等主要国家金融竞争性扩大，而这些国家之间的不均衡或矛盾在逐渐扩大，但他们的整体经济金融实力是不可抗拒的，他们的经济结构性调整已经步入新的发展周期。因此，美国等主要国家的调整或竞争趋势将会直接转嫁或“设计”到亚洲发展的未来风险，因为亚洲是一个新兴市场代表地区，投资吸引力和基础实力具有竞争性，对发达国家而言是一个既合作、更挑战的经济区域。如2006年5月的全球股市下跌风潮，针对亚洲主要国家态势是十分清楚的，而亚洲国家股市下跌态势也十分突出，包括2006年底泰国所作出的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举措，不仅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认可，反之却遭到国际舆论的指责，因为这些措施伤害了他们在当地的投资投机利益。因此，我们不仅看到亚洲国家风险应对意识的提高，更看到亚洲国家风险压力的扩大，即全球资本流动的数量、规模或速度已经远远超出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状况。虽然亚洲国家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比较，相对于充分的外汇储备给予信心、心理乃至实际基础的支持是扩大了，但是从金融资产规模、机构效率、产品数量以及金融市场影响力看，亚洲国家将依然难以与发达国家较量，难以摆脱大国色彩的控制，受控于大国压力，甚至扭曲自身态势的发展依然存在，而未来将会不利于自身均衡发展。在全球失衡中，亚洲依然是对冲基金或大国战略筹划的重要关注点，未来投机或衍生产品形成的金融危机将是亚洲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其中包括价格周期因素、价格连接因素以及价格挤压因素，即货币价格、石油价格以及股市价格都可能成为引爆新危机的突破点或危机点。

　　亚洲国家需要居安思危，理智、冷静面对国际环境。对于当前亚洲相对稳定和高增长的经济趋势以及金融市场高涨、旺盛的投资热情，各国应该看到不是亚洲自身实力已经达到如此强大的地位，而是外部环境相对复杂，且在调整之中，比较因素的差别性给予利好预期，主要是发达国家经济周期造成的亚洲环境调整和发展的有利，并非亚洲已经具备与发达国家并行的作用。事实是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就占到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规模的近2/3，发展中国家依然是微不足道的顺从与依从关系，包括亚洲也难以脱离当前对美欧日的倾斜与依存态势，因此亚洲国家依然需要继续加强实力，增强竞争力，为金融危机的防范与规避储备充足的基础和实力。

　　贴近现实我国金融未来

　　不可掉以轻心

　　我国与亚洲主要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也与这些国家具有密切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从外部看，我国金融信誉和信用促成我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责任，未来面临外部“刻意”炒作的投机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未来有可能加剧我国金融结构性扭曲性，金融调节难度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稳健和金融安全；从内部自身看，我们有时表现的过于“自信”和“自满”将会不利于我国金融改革的实效与收益，并将形成外部冲击的“突破”，我们面临的金融风险或危机将有可能在2008年之后产生或爆发。

　　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引爆点是货币升值到贬值，而今我国表象的货币升值虽然低于当年亚洲一些国家，并在我国政策控制范围之中，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规模或效率却远低于当时的亚洲一些国家。虽然我国的金融开放速度接受了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时一些国家的教训，坚持稳健开放、逐步开放的原则，但是我们的金融效率低下、金融规范欠缺、金融制度不足、金融战略匮乏、金融改革表象等等却非常值得忧虑与加快改善的，否则我们的金融风险将不亚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有可能比当年面临更大风险甚至经济动荡或金融危机。我国当前经济和金融的一些表象以及基本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点类似当年的泰国，其中包括货币升值现象，股市上涨趋势以及房地产繁荣景象，因此理性和冷静对我国应对改革开放、稳步扎实有效改革显得十分必要与重要。

　　从金融角度看，我国银行系统的效率与风险显得更为重要。全球银行业发展战略与我国也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别，特别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相比，他们银行业发展阶段从分业到混业过程转入专业化趋势，专业化是分业、混业的一个高级创新阶段；而目前我国银行业则酝酿从分业到混业，银行多元化趋势在扩张之中。这种阶段的不一样必将使我们的金融改革、经济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而挑战或风险将明显大于机遇。尤其是目前我国银行的业务结构相当于美国商业银行1980年左右的水平，一方面是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制度背景，以及我国银行实力与当年美国银行业环境和实力有相似点，尤其是在制度安排上，目前我国金融业处于一种分业经营趋向混业格局，在银行、保险和证券行业之间既设立了严格管制界限，限制经营跨行业业务和产品，但也有交叉性业务存在，并愈加“急切”地期望混业经营。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我国银行实力与效率还存在较大差距，创新能力不足是经济基础、财富基础、投资基础薄弱的所在，无论在服务品质和产品开发能力等方面，我国与国际一流银行的差距甚远，因为金融产品和服务不同于一般商品，知识含量很高，经验积累很必要，行业积累是基础。总之，在当前全面金融开放的趋势与压力下，我们似乎更关注金融改革进展，而忽略金融改革扎实性，注重了金融改革的框架，忽略了金融改革的成本（收益）。在产品设计上，过多照抄照搬模式，忽略风险和收益综合效应；在产品操作上，注重书本理论知识，忽略行业经验和市场经历，而行业经验与经历培育的是行业责任意识、道德观念、客户信用与盈利技能，而这些都是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推行以及销售的必要内容，而非简单设计或操作问题，更有行业道德与技能的基本素质问题。因为银行业是一个服务业的信誉、信用行业，而非简单的熟练工种。

　　近期我们应该特别关注我国的金融安全与风险，焦点需要连接到中美战略对话的结果，中美两国在新的原则共识下，虽然中美战略对话的结果是我们主观的承诺和意向，但从外部压力看，这一结果似乎有所超出我们的国情现实，中美之间的问题并非是汇率主导的矛盾，而是市场经济阶段、背景的差别所致。中美之间供给经济与需求经济、数量经济与质量经济、消费经济与投资经济、模仿经济与主导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两国当前问题难以解决和协调问题的根本所在。回想2005年以来金融市场对美国经济的忧虑，对货币政策的争论的反复性调整至今，美国经济依然保持相对稳定，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未来短期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变化，理由和支撑就在于美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这是别国包括我国经济不可承受和做到的。而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关键与敏感阶段，经济结构的问题和金融矛盾的压力，并没有随

人民币升值速度与幅度的加快而有改观，反之一些层面的问题与压力进一步上升和扩大，我国经济惯性上涨有所脱离国情实际和条件，一方面是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不足，另一方面是外国投资、贸易或生产行业的“渗入”拉动或自身需求而为。因此，虽然美国存有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但美国经济主导或影响却在进一步扩大，美元贬值策略形成的内部稳定和外部紧张就说明美国竞争力与利益需求的实质涵义。而我国存在日益增加的贸易顺差，但我国内部贸易结构矛盾和外部贸易争端在扩大，人民币升值不仅没有解决贸易结构长期以来的汇率问题和实际的效率收益，反之有所阻碍贸易深层的改革，量大质低依然是我国与外部的差异焦点。

　　因此，我国人民币升值超出泰国金融危机货币升值与日本当年日元升值的恶果，虽然经济衰退没有出现，但未来将会不利于经济信心的稳定。由此看，人民币升值不仅没有产生经济理论指导通常

通货紧缩局面的出现，反之扩大了通货膨胀上涨压力，经济与社会问题将超出经济理论惯性表现，未来制造的或许是一种新的经济问题和状况。而美国却超出自身经济实力现实，将问题转移至一个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个市场经济不足的国家，因为至今美国依然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却要求我国货币加快市场化，过多强调我国的作用对美国的影响，强化以人民币作为重要攻击目标的战略与策略，其主旨在于最终伤害人民币信誉。因为无论从美国自身市场模式、市场规模、市场效率、市场产品、市场机制、市场主导等许多层面，美国政府、美国金融机构以及美国政策的影响力都十分突出，美国需求经济、投资金融、质量经济、规模金融已经形成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世界主宰，但从信心、信誉上却难以强于我国人民币，全球对人民币的信赖程度超出对美元的信任，美元信誉、信用地位在下降，美元贬值的市场惯性在美国经济问题与压力下充斥市场，全球储备格局扭转单一、重点依存美元成为一种倾向，瞩目人民币与脱离美元的潜在调整迹象，以及美元与人民币信用的反比是促成美国强制人民币升值和加快金融开放的根本原因。而人民币升值与金融开放结果在市场趋势引导中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预期，却存有更大的风险，最终导致人民币失信的危机可能是一种战略或竞争焦点的“筹划”。美国金融战略筹划或许在后一种，我们需要认真防范。

　　从我国金融改革的节奏与效率看，我国的金融基础并不支持美国所给予我们的金融开放压力，主要体现在金融领域理念、产品、机制、利润、效率、财富六个层面的不协调和不谐和，我们金融开放的节奏有所超出现实的效率。而美国已经看到我们的金融效率不足，其在谈到人民币升值时，有时表示理解我们的金融效率不支持人民币升值趋势。而从我国自身实际效率看，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包括与国际金融接轨，有时我们局限于简单国际金融模式、形式或过程的借鉴和模仿，而缺少实际内容、有效结果和利润收益的全面借鉴和模仿，虽然这不是我们接轨的本意，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模式、时间背景以及历史阶段必然的差别，使得我国金融难以摆脱原有模式或自身实质性制度约束的进展与愿望。而此时美国一再扩大对我国进一步金融开放的要求，这对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复杂和关键时期的调整与调节而言，其利弊似乎很清楚，一定程度上并非利于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结果与目标的实现，或许有悖于未来我们的发展目标与期望，同时也并不利于美国经济金融问题的解决，甚至或形成对国际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

　　虽然我国的金融实力并不至于对国际金融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在经济全球化与新经济信息时代，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誉和信用却成为国际金融调整的敏感焦点，因此，金融改革开放的度与量则涉及到我国内部的安全与外部的稳定。为此，反思我国金融改革的基本态势。从整体国际金融市场角度看，美国力图与自身的优势和实力占据主导和影响，肆意摆布别国和强制别国已经屡见不鲜。

　　在当前金融全面开放的趋势与压力下，我们似乎更关注金融改革进展，而忽略金融改革扎实性，注重了金融改革的框架，忽略了金融改革的成本。在产品设计上，过多照抄照搬模式，忽略风险和收益综合效应；在产品操作上，注重书本理论知识，忽略行业经验和市场经历，而行业经验与经历培育的是行业责任意识、道德观念、客户信用与盈利技能，而这些都是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推行以及销售的必要内容，而非简单设计或操作问题，更有行业道德与技能的基本素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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