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政府应通过分红收租减税解决流动性过剩

　　见习记者 张达

　　如果按照一季度的增速，到今年年底外汇储备可达1.6万亿美元，明年就是2万多亿。

　　流动性过剩有国际、国内的制度问题；有国际上的各种经济关系的问题，也有国内发展阶段的问题；有外部不平衡的问题，但更多是内部的一些经济体制，包括经济制度上的问题。

　　汇率再调，也解决不了贸易顺差问题。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至少在短期内无法根除，政府应通过“分红、收租、减税”的财税改革，来解决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是个大话题，不管是资产价格泡沫，还是通货膨胀，都与流动性过剩有关。我国是目前世界上货币流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果用广义货币M2比GDP，我国的这一比重现在是180%左右，而美国是90%左右，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是在100%-120%之间，有的国家更低至60%。

　　日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北大的一次讲演中，对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解决办法作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

　　从外部平衡和内部平衡的相互关系角度看，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是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导致流动性基础货币的增加，而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了我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

　　据了解，我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是1.2万亿美元，大概就是8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按照M2货币乘数4计算，就是32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去年的外汇储备为1.06万亿美元，今年一个季度就增加了1300多亿。如果按照一季度的增长速度，到今年年底外汇储备可达1.6万亿，明年就是2万多亿。

　　三组原因导致双顺差

　　为什么会出现国际收支账户的双顺差呢?樊纲从国际、国内多角度进行了综合分析，给出了三组原因。

　　受益于国际化同时不可避免双顺差

　　中国利用全球化进程来发展自己的改革开放，与历史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独特之处。樊纲指出，我国在经济增长水平和国内收入水平都还很低的阶段就大量引进外资，外资进来体现为资本账户的顺差。而早期发展阶段，国内的市场很小，购买力有限，即使现在的人均GDP也只有2000美元，而美国是4万美元。因此外商纷纷进来利用我国的各种要素进行生产，然后把东西出口卖到其他国家去，结果导致了我国的贸易很早就开始出现顺差。到目前，我国的外贸出口中60%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而由于国外的购买力高，国内的企业也开始做贴牌，做加工，然后出口卖个高价钱。虽然全球化使我国的就业大幅度增加，经济大幅度增长起来，但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规模双顺差。

　　另外，在贸易方面，我国提高进口受到限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口高科技产品的禁令，使我国想进口的东西进不来。这是国际经济全球化当中的国际政治问题影响了贸易的平衡。

　　更严重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了，原来的金融货币体系没有改变。“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使美元总有贬值的倾向，而贬值对美国从来都是有利的，美国不会去改变这个局面。

汇率是两个货币的比率关系问题，作为标准货币的美元要贬值，直接表现为要求其他货币升值。“谁发展得快，美元就对谁贬值，先是对德国马克，然后是日元，现在轮到人民币。全世界在为美国承担金融风险，60%的美元钞票在美国之外流通，50%的美元金融资产由外国人持有，现在我们拿着1万多亿美元的资产，这个风险就转嫁到我们头上了。”樊纲说。

　　发展阶段面临的特殊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持续走低，劳动成本增长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我国现在还有30-40%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大量的农民工还没有转移出来，在这个发展阶段就业不充分，导致了劳动力市场长期激烈竞争，压制工资涨不起来。而最近所说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了”有很多地区性和暂时性的问题。另外，最近几年，政府减农业税，给农村补贴，给农民上社保等等，短期内放慢了农民工转移的进程。最近粮食价格的上涨，可能对农民的收入会有所提高，这会进一步减慢农民转移出去的脚步。总体上说，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压低了劳动力价格，使出口竞争力不断加大，外贸顺差自然变大。

　　另一方面，很多人建议中国企业走出去，到外面投资。但是樊纲认为，作为一个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从竞争力角度看没有理由走出去，而且我国的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能力还不够，这其中既有语言障碍也有法律制度障碍。由于现阶段企业走出去的能力低，资本流出比流入少，资本项下的顺差就大。

　　体制问题

　　体制改革提高了我国的竞争力，竞争力提高了，东西越卖越好，越卖越便宜，越卖越多，挣的钱越来越多，贸易顺差就越来越大，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前能进口的现在越来越不进口了，以前需要进口的现在越来越能自己做了，这就促进了贸易项下，竞争力的提高，同时又促进了资本的流入。资本的大量流入是追逐中国的盈利企业，尤其是私募基金在追逐中国的各类好企业，然后将这些企业投资、包装、上市。改革的成果既导致了贸易项下的顺差，又导致了资本账户的顺差。

　　不过，体制改革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制度缺陷。樊纲指出，我国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还很脆弱，承受资本自由流动产生的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很差，不得不进行大量的资本管制，虽然在贸易项下信用卡消费的额度提高了，每人可换20000美元，但是要出去投资还得政府审批。此外，还有很多体制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在还有大量国有资本的腐败，这种制度缺陷导致了资本项下的顺差。

　　另一个制度上的问题是国内的储蓄和消费失衡，这也是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原因。樊纲分析说，2006年我国的储蓄占GDP的51%，超过了消费，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8%，按居民可支配收入算，我国消费者的储蓄率至少在这6、7年的时间稳定在24%左右，并没有提高。而总储蓄率从47%提高到50%，居民储蓄没有提高，政府储蓄基本上也是没有提高，从结论看，最大的储蓄增长是企业储蓄在增长，也就是企业未分配利润。这一块占GDP的比重从过去的百分之三点几上升到现在的10%，由此造成的企业储蓄在总储蓄当中的比重从过去的20%上升到现在的40 %，居民储蓄从60%下降到40%，政府储蓄稳定在20%。经常项目顺差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超额储蓄，而企业储蓄增长是由我国的两个制度问题决定的。

　　首先，我国的国有企业不分红，所有的利润都是自己上交22%所得税。这个制度的制定在当初没有想到国有企业还能盈利，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了，盈利了，尤其是很多大企业集中在一些制造业、垄断行业和资源行业，再加上各方面的制度监管严格了，这两年盈利很多，而劳动工资又不涨，各种因素加在一起，使企业储蓄不断增加。

　　其次，我国的资源行业企业不缴资源税，也不交特许权费。在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国家，要开采全民所有的资产，首先必须通过竞价交一笔特许权费，另外要缴资源税。现在我国虽然有资源税，但是资源税的成本很少，仅有0.3%，最近地方政府有的加到3%。而我国免费让企业开采资源，开采出的钱都成了企业的利润，再加上能源、资源的价格在上涨，企业利润不断增加。像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资源行业部门，这几年利润增长在60%-80%，而这部分增长都成了企业的未分配利润。

　　樊纲指出，正是这两个制度问题导致我国储蓄和消费失衡，导致我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目前我国20%的投资增长速度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了，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提高投资率而是如何降低储蓄利率。最近政府已经开始讨论国有企业分红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及要尽快实行资源有偿开采的规划。

　　降低过剩流动性须另辟三大途径

　　“汇率再调，也解决不了我国的贸易顺差问题。我们面临的不平衡问题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至少是一个短期内无法根除的问题。”樊纲指出。

　　他建议，我国要实行“分红、收租、减税”的财税改革，分红是指国企要分红、收租是指要征收资源税，减税就是要降低

个人所得税，或者是提高社保投入，总之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样消费才能提高，储蓄才能降下来，而这个调整需要一定的过程。

　　樊纲指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很复杂，需要用长期的眼光来看待并思考我们长期发展的利益所在。他建议，一方面要加快各方面改革，同时在政策上，应研究如何来调控各种经济变量，以冲销不平衡流动性所带来的各种经济冲击。具体怎么做的，需要当作一个很复杂、又很长期的问题来对待。不像有些人说得，简单调几个变量，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