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巴菲特(4)

　　刘益飞笑着问：“怎么个合作法？”

　　“你说，你说。”陈开颜说。

　　“你昨天说如果不是你极力护盘，‘深养殖’现在的股价应该是多少？”刘益飞问。

　　“七块钱左右。”陈开颜说。

　　“差不多，”刘益飞说，“我昨天认真分析了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个价位。”

　　“是的，是的。”陈开颜说。

　　“那好，”刘益飞说，“你按每股七元的价位划三百万给我，我给你三百万定金，我们签一个合同，合同让证券公司作监证，并请证券公司监管这三百万的股票，我可以拿这三百万作为质押，但绝不可以在你原来的三十五元以下卖出这些股票，等到‘深养殖’达到每股三十五元价位了，我可以在那个价位将股票卖出，然后将剩下的一千八百万还给你。”

　　陈开颜激动地说：“如果你能将‘深养殖’拉回到每股三十五元，我这三百万股送给你了，还要什么一千八百万。”

　　“好，”刘益飞说，“陈老板果然名不虚传，爽快，痛快！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合同上就要写清楚：如果到了每股三十五元，这三百万股就自动归我了，我想留就留，想卖就卖，想质押就质押。”

　　“没问题，”陈开颜说，“就这么写。可要是达不到这个价位呢？”

　　刘益飞说：“达不到这个价位不但三百万

　　陈开颜想了想，三百万对他来说确实只是九牛一毛，但对刘益飞来说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再说谁也不会拿三百万开玩笑呀。于是说：“就这么定了，虽然三百万对你不是什么大数字，但也能表达你的诚意了。不过，多长时间？”

　　“什么意思？”刘益飞问。

　　陈开颜说：“我是问多长时间能达到你说的每股三十五元价位？”

　　刘益飞想了一想，说：“只要你自己保证配合，不会很长时间。”

　　“总得有个时间吧。”陈开颜咬住不放，那意思是说“总不能一辈子吧”，但是没有说出口。

　　刘益飞说：“其实最关心时间的应该是我，如果拉升不到三十五元价位，那三百万股票就永远不是我的，而且我还白贴了三百万人民币的定金。”

　　“那倒是。”陈开颜说。

　　“所以，”刘益飞说，“这个合同的实质是把我们绑在一条船上，我本来是在岸上的，现在花三百万人民币买了张船票上了你这条船，而且是一条快要沉没的船，我上来的任务就是要救这条船，不救不行呀，现在我自己已经在船上了，要说担心的应该是我，怎么是你呢？”

　　陈开颜不说话了，他在想着刘益飞的这段话，尤其是这段比喻，想了半天，他觉得刘益飞讲的确实有道理，他妈的北方人就是会说。

　　想是想通了，但陈开颜心里好像还是没有底，但既然刘益飞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如果再问不是显得自己太无知或者太小气了吗？于是陈开颜就闭口不问了。

　　陈开颜闭口不问了，刘益飞反而要说。刘益飞说：“我知道你急于想解套，但这只股票如果你想急于解套恐怕不容易。首先必须要控股，然后才能重组，只有重组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基本面，只要基本面改变了，并且我们控制了董事局，又持有百分之九十的流通股，想拉升到三十五还是问题吗？就是拉升不到三十五，我们在二十几元的价位来一个十送十配十，不等于四十多了吗？”

　　陈开颜此时脸上的阴影已经一扫而光，人马上就精神不少，仿佛他手中那九千万的流通股已经涨到三十五元一股，并且顺利地出手了，他一下子就赚了十多个亿，一眨眼就几乎成了大陆的李嘉诚了，并且已经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相当于美国的众议员了，那风头出的。

　　“所以，”刘益飞说，“你必须跟我配合，否则我们都完蛋了。”

　　“那是，那是，”陈开颜说，“你尽管放心，从现在开始，一切听你的。”

　　刘益飞看着陈开颜，仿佛在思量这个农民出身的超级大财主会不会信守合同。在刘益飞看来，同样是有钱人，但如果一个人的钱来得太容易，他可能就不具备作为有钱人应该具备的某些素质。

　　刘益飞说：“即使涨到三十五元，你也不能擅自出货，大家必须统一行动。”

　　“那是，那是，”陈开颜说，“如果我擅自出货，那不是因小失大吗？再说我向来把名声看的比钱重，我不缺钱，你说一个亿和十个亿对我有区别吗？”

　　刘益飞听着觉得也是这么回事。

　　刘益飞开始对他讲细节，说：“这只股票我研究过了，百分之六十是流通股，是一只真正的公众公司，而你已经掌握百分之九十的流通股，所以实际上你已经绝对控股了，我们第一步工作就是改组董事局，由我们来当董事长。”

　　“那不行，”陈开颜说，“我不想当这个烂摊子的狗屁董事长，再说我这九千万股分布在一千多个户头上，我自己连一股都没有。”

　　刘益飞说：“那没有关系，你自己不想当董事长我理解，你不想当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来当这个董事长呀，中国现在什么都缺，可能就是不缺当领导的，至于那些股票分布在一千多个户头上，你不说我也知道，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们全部委托在我们几个人手中就行了，股东大会的投票跟你们村里选村长不一样，村里选村长是按人头算，每个人头算一票，而股东大会投票按股份算，每股算一票，所以不管我们去几个人，只要我们手中的股票多，就是我们说了算，我们要让谁当董事长谁就是董事长，然后再由董事长决定公司重组。”

　　“怎么重组？”陈开颜问。

　　刘益飞说：“首先要改名字，由‘深养殖’改为‘深生物’，就说我们开始由养殖业改为生物制药业了。然后我们利用香港政府补贴的钱找北京、上海的一些科研院所和大型制药企业合作，研制开发生产销售‘鸡尾酒’。”

　　“生产鸡尾酒干什么？”陈开颜问。

　　“‘鸡尾酒’是我们新药的名字，”刘益飞说，“你喝过鸡尾酒吗？”

　　“喝过，”陈开颜说，“就是几种酒兑在一起，一层一层的，每一层的颜色不一样，蛮好看的。”

　　陈开颜心里想，我不是没有见识的人，你真以为我是农民呀。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艾滋病？”刘益飞又问。他差一点就开玩笑问“你有没有得过艾滋病”，但是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他觉得自己跟陈开颜还不是很熟，再说这个玩笑也实在是太恶心了。

　　“艾滋病谁没有听说过呀，”陈开颜说，“这与我们的重组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刘益飞说，“目前世界上对付艾滋病的最好办法就是‘鸡尾酒疗法’，其实就跟你喝的鸡尾酒一样，是几种药混在一起吃。我们研制开发的药就是将这几种药直接做在一起，比如一个胶囊里面分别放上一层一层不同的药，直接一起吃下去，等于是改了一个包装，不就变成‘新药’了？”

　　陈开颜仿佛听出一点名堂了，说：“如果我们将公司改名为‘深生物’，并且能生产出治疗艾滋病的‘新药’，股价涨到三十五也不是没有可能呀。”

　　“不仅如此，”刘益飞说，“现在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中所用的几种药都相当贵，一般的老百姓很难承受得起，所以南非等国已正式提出抗议，表示如果不大幅度降低药价，南非将自己生产这种药。”

　　“是啊，”陈开颜说，“既然他们自己能生产，干吗要花大价钱进口？”

　　刘益飞说：“这当然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呀。”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呀？”陈开颜气愤地说。看来陈开颜还是很有正义感的。

　　“没办法，”刘益飞说，“有时候合法的未必合理，但是人类必须依法办事，不然这个问题解决了，必然又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有正义感的陈开颜听了这番话觉得很沮丧，好在刘益飞下面的话起到了及时安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