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黄海川

　　虽然安达信的分崩离析没有最终瓦解全球商业的信用体系，但是，顾雏军在上周的庭审中爆出会计造假是德勤逼迫所致之后，还是引起公众哗然。作为现代商业信用体系基础之一，会计师行业的信用被再次推向沦陷的边缘。

　　安达信坍塌后，人们好不容易才把对“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信赖和希望转移到了剩下的“四大”，而如果剩下的“四大”中任何一家再出问题，则表明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二张开始接收到了第一张(安达信)倒下后传导过来的推力，整栋“信用大厦”崩塌的可能性陡增。

　　实际上，相比较安达信丑闻而言，德勤遭受的这个涉及金额约5亿人民币的指控可谓小菜一碟。所以，与民众相反，引起我们上述担忧的不是该项指控本身，而是德勤针对指控所作出的反应。

　　德勤在顾雏军爆料新闻刊登的第二天即发表了“媒体声明”，称德勤出具的相关审计意见是“完全独立”的，德勤审计人员“完全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或协助顾雏军一案中任何涉嫌的欺诈行为”。我们认为，这种论断很可能加重人们对德勤的不信任，而且，鉴于这个论断所折射出的“德勤原则”回避了审计的道德反思，它对德勤的危害可能比协助会计造假更深、更大。

　　显然，德勤单方面声明其审计人员“完全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或协助顾雏军一案中任何涉嫌的欺诈行为”是没有产生其预期的说服力的。对于可能存在的问题的回复，即便是经过自己和相关机构调查，也只能说“没有发现”，而非“完全没有”。

　　通常状况下，很多审计意见是风险导向型的：任何审计业务都必须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内。而被顾雏军提及的那个审计报告(涉及约5亿有争议销售收入)，目前还不能排除是德勤审计报告风险导向的一个极端性应用——会计师只要经过测试认为其风险可接受，即便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存在一些不符合会计准则的现象，且这一现象已为审计师所知晓，审计师也可以签发审计报告。

　　基于风险导向的审计在一定程度上会扭曲审计的本质：审计师是否承接某个客户、签发何种形式的审计意见，考虑的是潜在风险是否超过最高“可接受水平”；委托人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普通投资者依赖会计师事务所，不再是其能否提供高质量、高独立性的专业服务，而是其能否提供更“可靠的保险”。这样，不同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在提供审计服务的质量上，往往是无差异的。惟一的差别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其“保险”能力越强而已。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他委托方(尤其是公众和中小投资者)在财力和技术能力上远远不及这些大型审计机构，再加上审计环境中法律约束没有完全到位，审计师行为失当被发现的概率不高，被起诉的概率更低。这种低风险容易诱发新的道德风险，而且，规模越大则抗击风险能力越高的怪圈，很可能让那些大型事务所更敢于对一些存在重大问题的财务报表签发比较好的审计意见。

　　所以，审计道德风险的产生有多重诱因，既可能与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相对应，也可能与现实经济的制度缺损和行业自律懈怠高度相关。

　　至于审计报告的独立性，是长期以来颇具争议的焦点。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核的原本目的，是让公司股东、政府、潜在股东以及公众明了公司账目，使他们确信核证后的报表反映了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但这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宗旨和他们由委托方(受审计公司)支付薪水的现实存在冲突——既然德勤受雇于科龙、审核科龙自己的财务报表，那么，审计报告的独立性就天然有遭受怀疑的理由。这是整个审计界所共同面临的道德困境，德勤应该勇于面对。

　　在实际操作中，这种道德困境甚至可以帮助审计执行者博得公众的理解、谅解，乃至同情。因为，这种困境主要是体制环境而不仅仅是会计师事务所造成的。但是，德勤似乎认为自己可以突破现实、“完全独立”，这实际上留下了无视常识或者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话柄。

　　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因为这种自大的心态，往往就是审计机构铤而走险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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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