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亦峻 见证百届广交会

　　

本报记者 王成盛 广州报道

　　10月20日，星期五，经历50载春秋后，广交会第一百届首期再次成功结束；而此时的广州新殡仪馆白云厅却哀乐低沉，人们在向一位享年92岁的老人进行最后的告别，而这位老人正是“中国第一展”广交会发起人严亦峻。

　　发起广交会

　　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敌对势力正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国对外贸易80%是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政府协定、易货记账、进出平衡的方式进行。而当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开始实施，大量建设物资如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但进口所需的外汇却很难得到，

外汇储备捉襟见肘。

　　同在此时，在中国历代商都广州城，来自港澳和海外的华侨却在抢购内地的红薯、茶叶、陶瓷等内地土特产。面对此景，一位精明的山西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956年6月12日，这个精明的山西人，以个人名义向外贸部和广东省委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称，为更全面地扩大宣传我国出口商品，更广泛地与港澳和中近东地区商人扩大往来关系，收集市场信息，扩大贸易，建议当年九、十月间在广州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

　　正是这一封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建议电报，促成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对外的出口商品展览，也是广交会的前身———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举办。而这个精明的山西人，就是交易会的“开山鼻祖”、原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中南外贸局局长严亦峻。

　　“1955年秋至1956年春时，广东省外贸系统已经前后举行了几次小型的物资出口交流会，参会的国内外商人比较踊跃，每次交流会均成交几百万到上千万美元。当时我就想，既然小型的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的？把全国各行各业的外贸公司都集中到一个展览会上，请外商来洽谈、当面成交，发挥整体的效应，给国家争取更多的外汇，支援国家建设。”严亦峻曾这样回忆说。

　　严亦峻向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讲了这个想法，立即得到陶铸的大力支持，得到首肯的严亦峻随即以个人名义发了上述建议电报。该电报迅速得到了外贸部部长叶季壮等人的高度重视，最终经

周恩来总理同意，国务院批准外贸部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严亦峻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此次展览会的筹备组织主要领导者。

　　四个月之后的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原中苏友好大厦顺利举办。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会取得了预期效果，共计37个国家和地区的2736位客商到会，出口成交5380万美元。

　　尝到甜头的严亦峻再次建议外贸部每年举行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临时性的展览会固定下来每年举行。1957年3月4日，外贸部下发了同意当年4月份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文件，名称定为“中国各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首届广交会自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采取的由各外贸系统总公司分别组成交易团，展示与交易相结合，当面洽谈，看样成交的形式，也被广交会所承袭。首次广交会的展品实际上大多也是上年展览会的东西，只是做了一下调整和补充而已。

　　“既然小型的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的？”一个不经意的想法，却造就了中国外贸最大的创举———广交会的诞生!

　　艰难的创立期

　　广交会诞生之后，严亦峻众望所归成为广交会的首任秘书长，并一直担任到1966年春交会，也就是第十九届广交会为止。

　　“凡是经历那个时代的外贸系统人，都知道，外贸那时是多么难做。”回忆起父亲当年的经历，严亦峻的大女儿严文玲这么说。

　　困难一方面来自于人们的观念。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呢，怎么能拿着我们生产的东西为资本主义服务？这不是找着让国外反动资本家剥削吗？面对这种观念，时任中南外贸局局长的严亦峻没少做工作。“我父亲几乎跑遍了辖区内所有地市，不断地去做思想动员工作。”严文玲说。

　　一位姓麦的当时担任交易会讲解员的人士回忆到：“他总是给我们说，‘出口是为了进口，进口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听了这话，我们的观念才逐步转过弯来。”

　　而另一方面，当时物资匮乏，也促使外贸面临很大的国内压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都吃不饱肚子。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被做内贸的同志指着鼻子骂。”一位当时中南外贸局计划处处长这么说。

　　“当时别人问我父亲，有没有压力，他总说没有。但我们家里人知道，他那时压力是非常大的。”严文玲说，“怎么可能没有压力呢？当时物资是多么缺，平时在广州市商店的货架上根本都看不到什么东西。但一临近交易会，全市总动员，各地调集物资，平时见不到的烟酒糖等副食品都摆满了货架。可是对内，只准看不准买，你说这样，见到你们搞外贸的谁能没意见？做外贸工作咋能没压力？”

　　普通老百姓可以不理解广交会在当时的重要作用，但严亦峻不能不知道。越是国内自然灾害时期，越是需要有外汇从国外购买粮食，不搞外贸哪来的外汇？简单的道理下面，隐藏着这个民族的命运。从1961年起，5年间我国年均进口粮食593万吨。此外，当时国际市场1斤大米可以换2斤小麦，通过广交会“以少换多，以细换粗”可以有效缓解国内粮食紧张的局面。在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作为执行者的严亦峻最终顶住了压力。

　　“当时我们家里也吃不上一顿饱饭，我弟弟看到邻居家做糠饼都馋得流口水。而当时交易会有特供的粮油，一个姓朱的管理员看到这种情况后，就私自搬了一袋交易会特供的白面送到家里来，结果晚上父亲回来见到饭桌上的白面馒头，问明情况后，大发雷霆，马上叫人把白面送了回去。同时告诫我们，不要沾交易会的光，否则老百姓更会对我们有意见了。以后再怎么办交易会？”严文玲回忆道。

　　“那个时期，我父亲真是个工作狂，每天几乎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也没有节假日。一到交易会期间更是没日没夜，根本就不回家。”严文玲对此仍有一丝抱怨。

　　而当时任秘书的袁胜庆回忆说，大家都叫他“严头”，最怕严头叫开会，他一般都是在外事活动结束后再开，一开就开到大半夜，“我们年轻人都顶不住，老打瞌睡。”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创立不久的广交会在磨难和曲折中迅速成长。从1957年到1965年，9年间广交会展出面积由9600平方米发展到4.7万平米；参展商品由1.09万种增至3万种；到会客商由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1223人增至56个国家和地区、5961人；出口成交由1754万美元增至4.32亿美元，增长了23.6倍。1965年两届交易会出口成交额达到7.57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33.98％，广交会在外贸中的“权威”地位，自此奠定！

　　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100届纪念书籍《百届辉煌》中这么写到：“这9年，是广交会起步和打基础的阶段。它经受了创办、“大跃进”和“三年困难”的考验，于艰辛中跋涉，于曲折中成长，于复杂局面中坚持，并赢得快速健康发展，从而奠定了它在我国外贸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966年在结束了春季广交会后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当了19届广交会秘书长的严亦峻，最终没能逃脱被冲击的命运，延续他在广交会的辉煌，从此作别了他发起的广交会。

　　盘活广东外贸

　　担任广交会秘书长同时，严亦峻还兼任着广东外贸局局长。而作为广交会主办地的广东省，一直以来是中国外贸出口的主力之一，更是广交会的台柱子。搞好广东外贸对广交会无疑意义重大，严亦峻对自己直接掌管的“自留地”自然也格外尽心。

　　严亦峻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1956年我兼任广东省外贸局长以后，越来越感觉到由于地、县两级没有外贸机构，全省外贸工作缺乏活力，常常发生因基层供货部门的误解而引起扯皮，有时候也较难争取地方党政的有力支持，更不要说有效地宣传、组织群众支持外贸。我提出不论从广东外贸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看，还是不论从发展生产、发展外贸的角度看，设置地区和重点基层外贸机构，对发展全省外贸工作无疑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严亦峻的此项建议同样迅速得到了广东省领导的重视。经批准，1958年广州和海南行政区组建了外贸局和外贸专业公司。同时为调动地方出口积极性，又陆续下放了部分地区的成交出口权。

　　这一举措改变了以往外贸体制中，只有省级机构、基层处于空白的状况，严亦峻的此项改革成效显著，广东外贸活力顿现。而广东作为广交会外贸出口大省，这项改革也间接促进了广交会的发展。严亦峻的改革，由于效果显著，得到了外贸部的赞赏，全国其他省市也纷纷效仿。

　　而上个世纪曾作为我国外贸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同样也来自这个精明的山西人的开创之举。

　　1958年以后，大跃进运动导致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反映在市场上，供需紧张，农副产品内外销矛盾尖锐，出口货源也越来越困难。面对此状况，严亦峻提出了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确保出口货源正常供应的意见。在此建议下，广东省先后建立了蔬菜、茶叶、蚕丝、广彩等出口生产基地，后来又增加轻工产品的专厂。历史数据显示，这些出口生产基地为后来稳定出口货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出口生产基地”同时也迅速在全国推广。

　　“不可否认，严亦峻通过在广东外贸的改革，最终推动了整个国内外贸体制的前进。”事后，有关领导给予他这样的评价。

　　今年10月6日，中国中秋日，离百届广交会开幕仅剩9天的时候，92岁高龄的严亦峻离开了人世。在百届广交会的凯歌当中人们作别了它的发起者，而百届广交会首期成交额不负众望，再次刷新记录达到近222亿美元，这也许可以成为这位已在天国的老人最好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