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变量

　　

上周我们简单分析了年内可能的供股量和供资量，得出的结论是作用于大市趋势的供求关系大体是平衡的。但笔者同时强调，机械地分析供股和供资的关系并据此判断大市趋势也难免书呆子气。因为，供资与供股的量本身即是一种变量，是由背后供资者与供股者的心理博弈决定的，而供资者与供股者又势必主要依据对指数的判断来决策。于是指数便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特别是咱这已然失真许多的“鸡肋”指数。

　　供股变量的弹性空间是巨大的，依据前三个月IPO和再融资的节奏，我们判断年内IPO和再融资的总量大体在1100亿元。忽略审批程序的时滞作用不计，能否完成这个量实在要看二级市场的活跃程度，比方说近日大市触底回升，中国人寿宣称要“海归”15亿股，筹资150亿元左右。再比如大市在低点徘徊时，

证监会“巧合”地连续三周停止审核新股。筹资者总想更早更多地圈钱，而更早与更多之间本身就矛盾，筹钱又与投资者以什么样的市场心态被“筹”直接矛盾。像去年投资者信心跌至谷底时，监管部门不得不停止供股。

　　解禁后的“小非”更具有催化剂般的变化空间，二级市场走强人家预期赚得更多反倒不抛；二级市场走弱人家预期赚得更少便加速抛售，在赚多赚少之间权衡，落袋为安的会居多。因而对这块“供股”的量和节奏要给予更多的风险预期。

　　供资的弹性一方面取决于制度变量，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投资者信心变量。制度变量表现在对公募基金扩容的审批节奏上，表现在对保险公司投资

证券比例限制上，表现在对QFII资格确认和额度审批上，也表现在是否从制度上倡导私募基金的发展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快，这方面的“调控”作用会减少。而投资者信心是最不确定的，追涨杀跌是普遍的投资心理，信心十足时大市便“顶在顶上”，信心沦丧时大市便“底在底下”。从这个角度看，供股量加大和供股速度加快并不必然构成二级市场萎靡。1996年至1997年大牛市和1999年至2001年大牛市正伴随供股的急剧加大而连创新高。所以有人讲，咱这股市从来缺的就不是资金，市场走熊时缺的是信心。

　　供资与供股博弈的背后，起作用最大的还是监管部门的政策取向。因为无论供股还是供资的阀门都牢牢地掌握在监管者手上，因而过去十五年，我们总说中国股市是政策市，因而研究政策取向的“变量”是更重要的。准确也好，不准确也罢，市场总在不同时期被认为存在一个所谓“政策底”。就当下市道而言，中石化进入股改程序宣告了股改的大功告成，工商银行最终确定的发行时间是政策取向的重要标志。若确定在10月中央全会前发行，那么年内还会有一波较大的行情；若确定在其后，那么正在缓步回暖的行情还将面临一次深幅调整。因而，作为投资者，我们博弈的对象不但是筹资者，而且还有掌控供求关系的政策取向。对政策变量的把握，实在不能靠书本上学来的专业知识。毕竟我们的股市处在新兴加转轨时期，“政策市”的特色存在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