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雷以外的悬念

　　

◎周洛华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部副总经理

　　上海大学金融学副教授美国凯雷集团收购徐工集团控股权一波三折，久拖不决，各方争论得很厉害。这事究竟该怎么看？我只想从并购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说起来，我从来不曾认为凯雷收购徐工的方案会被中国

商务部否决，我相信凯雷集团本身也不曾为此担心。凯雷是一家在美国政界有极其深远影响的公司，凯雷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使它对收购徐工集团股权的申请获准充满信心。

　　或许有些人还在对前年美国否决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申请而感到愤懑，可是，难道我们因此就该否决凯雷收购徐工的申请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倒是我们的失误了。

　　2001年美国遭遇了“9·11”袭击，从此以后，美国社会上上下下从整体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利坚不再是一个主张开放的国家了，转而搞起了封闭，开始怀疑和跟踪外国人，开始防范外国公司，排斥外国资本介入美国的某些产业。这不再是以前我们熟悉的那个主张开放经济的美国了，而是一个走向自我封闭的美国。倘若这种情形持续下去，这将是美国走向衰落的起点。

　　1200多年前，唐代的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主张开放的国家，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提倡货物自由贸易和人员自由往来最积极的国家，各国人民都愿意“耕于王者之田”，唐朝因此而强大起来。直到由胡人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我们才开始怀疑和防范外国，中国也由此走向封闭和衰落。假若美国坚持现在的对外政策，那将注定重蹈中国唐王朝1000多年前的覆辙。因此，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胸怀，欢迎世界各国优秀的企业来中国发展，来中国竞争，这样的局面只会对中国有利。

　　就像资本要寻找合理估值的资产和项目去投资一样，资产本身也在寻找适合经营的资本和企业家。我们凡事要因地制宜，寻找适合这片土地上发芽的树种，这样才能营建一片森林。我们把徐工集团视作一项资产，就需要寻找最能够经营这些资产的资本，最适宜这些资产的基因。一旦我们找到这样的经营者，就应该把这项资产交给他经营。为此，出价的过程是一个选择优质基金的过程，那个出价最高的买家往往具有最强的经营能力。因此，我们看到高换手率的资产往往将来会有更大的涨幅，但是这个涨幅是这项资产当前的经营者所不能实现的，要把资产交给最有能力的经营者。

　　如果我们今天讨论徐工是否被贱卖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凯雷高价出售时再次讨论相同的问题。只要程序合法，操作透明，其中没有违规的猫腻，那么我们就不该对这笔交易注入太多的情绪化的讨论。当然，

人民币汇率偏低，导致凯雷集团用即将贬值的美元换取了我们的实物资产，也可能使该项交易的成交价在未来显现出低估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是交易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民币汇率机制不到位的问题。

　　转眼过来，我们也需要反思一下：为什么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法迟迟不能出台？没有这项法律，我国自己的产业基金就无法获得合法地位，我们也就无法通过市场的力量，将中国本土的资本和中国本土的资金很好地结合起来。

　　当前，我国许多并购交易的主要撮合者是国资委，国资委掌握了资产、经营者和资金。国资委代替了市场，成了中国的产业投资基金。如果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市场力量将“优质经营基因”、“存量资产”和“社会闲置资金”这三者结合起来，那将会是多么大的发展机遇啊！

　　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还有很多。最近媒体提到的外资并购洛阳轴承，为什么我们的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是可以的，而卖给中国人却政策障碍那么多呢？我们究竟是需要一个好的外国的基因呢，还是一个正确的激励机制？

　　这个悬念难道不值得我们细细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