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还是干预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

　　许宝强 渠敬东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

　　2001年1月出版———正反合的经济发展逻辑

　　□胡飞雪

　　人类进入近现代阶段的近500年以来，关于社会福利和自由竞争，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关于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的争论，关于政府计划和市场调节的争论，等等，一直持续不断。这些争论，既包含有超越了各种利益纠葛的学术观点，但更多的则是现实具体利益纷争的成分。《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这本经济历史学著作再好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

　　是倡导贸易保护好，还是推行贸易自由化好？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情况不同选择也不同。

二战之后，至少到1980年代，美国一直是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推动者，但二战之前，至少在一战之前，美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发祥地和大本营”。正如本书中保罗·贝罗奇在“经济学与世界史———迷思与悖论”中所说的：“在整个19世纪，实际上直到1920年代末，‘贸易保护主义的发祥地和大本营’经历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一段经济增长过程。”贝罗奇还论证，“在所有例子中，贸易保护主义都导致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或者至少是与之相伴而来，而在实行自由贸易的四个例子中，有三个具有消极或完全消极的影响。例外的是英国1846年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时期。在那里，在几乎完全取消关税之后的20到30年里，经济发展步伐加快，这种政策可能是经济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和英国的具体情况有关。作为‘产业革命的摇篮’，1846年的英国拥有超过其他发达国家的牢固的领先地位；而且，当时英国已经至少实行了一个半世纪的保护贸易制。”

　　欲看清中国现在的国情，光读透中国过去的历史，还不足以开出对症有效的药方，还需要研读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的发展史。当然，只是读读本书汇集的十一位大师的宏论，不会得到现成的药方，但至少能够启发我们开出对症有效的药方。比如，细品在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的分析框架下的各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史，我们能得到以下几点启示：如果贸易保护主义可以视之为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战略的“正”，贸易自由化便可以视之为“反”，而综合采用多种手段，既发挥无形之手的积极作用，又发挥有形之手的积极作用，是经济运行达致垄断与竞争、稳定与自由的适度状态，便是一个经济体发展战略“合”的境界。

　　笔者有一根深蒂固的偏见，学者们大多有标新立异的雅好偏好，也许正是因为有许多学者不厌其烦地鼓吹贸易自由化，罗列甚至虚拟贸易自由化的种种好处，才引起另一些学者的反弹。矫枉有时候是需要过正的，而任何偏激的言论都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也应对大师们的创见保持足够的怀疑。

　　我以为，贸易自由化固然缺乏普世的永恒价值，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更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贸易保护主义越过了边界，有可能给一国经济造成伤害。有时候，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政府干预，如果有人把贸易保护主义的适用范围从国家压缩至地区、行业、部门，我们便要警惕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如果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也来贸易保护主义，分割、摩擦，便是不可原谅。中国曾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创始国，后来，国民政府退出。退出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实力与欧美列强自由竞争，美国的货船可以自由航行于长江流域，中国却没有货船去密西西比河游弋。但是，自50年代之后，中国照搬苏联那一套，以至后来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不许农民养母猪，不许个人做生意，表面上全国经济一盘棋，实质上却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去十万八千里，最终形成地区封锁、行业禁入和今天依然挥之不去的部门垄断，经济自由被整得面目全非，这是应该引起反思的，要知道，美国早在18世纪即已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我的一孔之见是，在国际间，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得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而在国内，则应毫不动摇地百分百地追求经济自由，破除一切有碍经济发展的地区保护、行业禁入和部门垄断，让市场无障碍、无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