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增长过快或诱发产能全面过剩危机

　　

王小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自2000年以来一直担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宏观经济形势跟踪、预测和对策》主持人，还主持和参与过十多项其他部委委托和地方规划课题。独著和主笔完成的著作有10部。●对当前产能过剩问题的三个基本判断：判断之一：去年中期后我国经济中开始显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今年投资加速增长下得到了明显缓解，主要标志是生产资料价格反弹和利润增长回升，但这只是将产能过剩问题暂时掩盖，产能过剩的内在 压力依然很大；判断之二：靠增加投资来消化过剩产能的作法，有可能会带来中期更大和更全面的产能过剩压力；判断之三：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与房地产需求长期过度增长有直接的关系。

　　●导致目前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有四大原因：1、资金过剩及其低成本，造成银行的投资冲动和社会对货币需求过旺；2、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是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3、一些产业政策偏差，主要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长期采取过度刺激的政策，扭曲了行业的供需结构，也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4、市场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和不发达导致竞争行业的过度竞争和供给过度。

　　●在近阶段上，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是投资增长持续过快，这一问题又使得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最终有可能会爆发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所以，预防生产过剩风险至关重要。对此，我们要注重采取“疏堵结合”的政策组合，既要抑制供给增长，又要促进最终需求的增加，并保持供需平衡和结构合理。首先，采取综合的措施，坚决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其次，加快和加强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促进已经过剩和潜在过剩的产业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

　　●新一轮投资过热在短期可以产生减少产能过剩压力的功效，但从中期看将加大产能过剩的矛盾。另外，从总体来讲，投资过快而消费偏慢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一个基本原因，所以，适当的政策选择应当是抑制投资增长，同时刺激消费需求增长（但不包括刺激房地产需求增长）。

　　■看点

　　■编余

　　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发布显示，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之一是投资增长过快，由此也再次突出了令人担忧的产能过剩扩大问题，最终有可能会爆发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这一问题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胡锦涛同志近日在河北省唐山市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这说明，产能过剩问题也引起了高层的高度关注。

　　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专家王小广博士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产能过剩的基本特征。尽管今年以来投资增长缓解了产能过剩压力，但种种迹象表明产能过剩的内在压力依然很大。并指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关键是要抑制投资增长过快，关键是要转变政府主导型增长的发展观（“投资至上、增长就是上项目”），并着力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对此，我们要注重采取“疏堵结合”的政策组合，既要抑制供给增长，又要促进最终需求的增加，并保持供需平衡和结构合理。

　　———亚夫

　　□王小广

　　当前产能过剩的内在压力依然很大

　　目前，产能过剩问题依然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如何判断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防止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意义显著。对此，我们试图通过以下三个基本判断，来勾勒出对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几个市场特征。

　　判断之一：去年中期后我国经济中开始显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今年投资加速增长下得到了明显缓解，主要标志是生产资料价格反弹和利润增长回升，但这只是将产能过剩问题暂时掩盖，产能过剩的内在压力依然很大。

　　去年底国家发改委圈定的11个已经产能过剩或潜在产能过剩行业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电石、铜冶炼、焦炭、电力、煤炭、纺织、汽车、铁合金，并相继出台了调整这些产业结构、抑制产能过剩继续发展的相关政策。但是，在今年一季度后，随着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回升，多数产能过剩行业出现了投资、产出、价格和利润的同步快速增长，原先预期的产能过剩的后果（价格下降、效益下滑）并没有出现，相反却得到了明显缓解。

　　数据显示，今年1-6月，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主要是水泥工业）投资增长43.7%，比去年同期和全年分别加快32个和17.1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32.7%，比上年同期加快4.3个百分点；纺织行业投资增长40.6%，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投资在去年同期增长81.7%的基础上又增长了45.7%。

　　与此相对应的是，出现了产品价格的反弹和效益的回升。5月份以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增长止跌回升，4月降至3年多来的低点1.9%，5、6月份分别回升到2.4%和3.5%，其中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分别增长3.4%和4.8%，比4月份的低点2.6%分别加快0.8个和2.2个百分点；1-4月累计，以上四大产业的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7.6%、98.5%、38.9%和9.9%，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

　　这一结果使不少人认为前期对产能过剩问题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是，在我们看来，上一期所形成的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本来可以借助市场的合理调整（一种偏紧的市场环境，投资和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回落）将落后的产能加以淘汰，并同时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增长，但今年以来投资的再次加速增长使短期的产能过剩问题被弱化，许多产能过剩且为高耗能的产业投资重新加快增长，这不仅会加大了下一期的产能过剩压力，而且这与减少能耗和环境污染形成了很大的冲突

　　判断之二：靠增加投资来消化过剩产能的作法，有可能会带来中期更大和更全面的产能过剩压力。

　　事实上，针对去年中期我国经济中开始显现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等新问题，一些专家建议，可以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消化一些行业的过剩产能。这一建议不仅与地方政府的想法“不谋而合”，而且也获得了国内银行业的普遍认同。由此，造成了今年以来我国信贷和投资的加速增长，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能过剩的扩大压力。

　　但是，我们以为，这样做的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导致我们面临中期更大和更全面的产能过剩问题。

　　首先，这样做会加剧中期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在目前资金供给充裕、技术进步较快等条件下，在最终消费增长难以加速时，加快投资增长必然会导致总供给的增长速度要明显快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

　　其次，在目前我国的资源供给条件及总体市场化程度不高(要素市场化程度明显偏低)的情况下，通过投资来增加供给并创造需求（即“萨伊”定律）将会失灵，使得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会趋于更加失衡。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投资在增加产能的同时，由于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要素市场存在着垄断问题，这些因素导致了在投资形成的GDP中越来越少的份额能转化为工资，而投资形成的GDP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将转化为政府税收和资产所有者的收益。也就是说，结果是造成了收入向少数人、少数行业和少数地区加快集中，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形成了投资的自我循环。因此，目前的高投资增长成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使投资创造消费需求的能力进一步减弱。有鉴于此，新一轮投资过热在短期可以产生减少产能过剩压力的功效，但从中期看将加大产能过剩的矛盾。另外，从总体来讲，投资过快而消费偏慢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一个基本原因，所以，适当的政策选择应当是抑制投资增长，同时刺激消费需求增长（但不包括刺激房地产需求增长）。

　　判断之三：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与房地产需求长期过度增长有直接的关系。

　　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500美元，而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了26平方米，比已经现代化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还高（目前韩国人均住房面积仅24平方米），住房消费存在明显的过度问题。而且，房地产的持续和过度繁荣带动了钢铁、建材、有色金属及能源需求的持续、偏高增长。但是，其他行业的需求不足则造成了产能过剩。从这个角度分析，房地产需求过度增长也会造成产能过剩。

　　例如，持续6年多的房地产快速增长构成了支撑钢铁生产能力过度扩张的一个基础，60%多的钢铁产量是供给给房地产市场的。可以说，我国房地产的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透支了需求，也使得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相当严重。有人估计，“十一五”期间，我国钢铁过剩产能规模将达到2-2.5亿吨，即三分之一钢铁产能将会过剩。

　　我们认为，房地产投资的长期过度增长，不仅不利于相关重工业（钢铁、水泥）的产业升级，而且也增加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压力。由于钢铁产量主要是满足房地产需求，如果房地产持续保持过高增长水平，便意味着市场对钢铁的大量需求主要表现在数量上而不是质量提高上，因为房地产对钢铁的技术要求低。在高利润和高需求刺激的条件下，企业对钢铁行业产品升级的动力明显不足。也就是说，如果我国依然过度刺激和保护房地产行业发展，不仅潜伏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而且也会阻碍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由此增大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

　　从三大方面预防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在近阶段上，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是投资增长持续过快，这一问题又使得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最终有可能会爆发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所以，预防生产过剩风险至关重要。对此，我们要注重采取“疏堵结合”的政策组合，既要抑制供给增长，又要促进最终需求的增加，并保持供需平衡和结构合理。

　　首先，采取综合的措施，坚决抑制投资过快增长。这里，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通过有效地抑制投资增长来促进经济增长降温，给产能调整施加一个合理的市场压力，让市场机制在调整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存在着经济过热、需求旺盛、有些产品处于暂时性供不应求等各种情况，使得落后企业、落后技术及落后产品的生存空间依然存在，企业在此情况下往往缺乏调整结构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而经济增长的合理调整趋势会增强企业调整结构的意愿和压力，市场也就可以通过淘汰落后设备和企业退出两种方式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二是抑制投资过快增长。一方面，要依赖深化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体制改革，来逐步消除投资过热的体制基础。另一方面，要采取紧缩货币供给和需求、控制新开工项目等短期措施逐步降温投资。就紧缩货币政策来讲，“小幅、多步”的升息是一种好的选择。

　　其次，加快和加强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促进已经过剩和潜在过剩的产业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1）在增量上要防止产能继续过度扩张，但要区别对待，大力控制一般性产品的生产，鼓励高新技术的产品生产。对于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国家要根据产业政策目标、资本准入、节能标准和环保标准等从土地、信贷上严格把住闸门，迫使其进行技术改造升级；（2）要加快改变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发展的过度刺激政策。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工业化完成之前），国家对房地产发展应采取中性政策，同时也应放弃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提法，只有当经济出现大的滑波时才可以采取临时性的刺激政策。当前的重点是要打击市场操纵和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对房地产信贷风险的管理及加快完善

房地产税收政策，打击房地产投机和公正税负，抑制过度及不规范的投机需求。

　　三是促进企业组织结构升级，完善市场结构，建立抑制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一方面，要努力消除体制性障碍及提供必要的鼓励措施，推动企业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的集中度，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强化优势品牌，在一些竞争性的行业加快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以此来增强行业的自我调整能力。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减产增效。在一些行业产能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形成产量时，可通过企业自身的调控（如一些企业联合），或采取限产的措施，来抑制或放缓产出的增长。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政策引导。

　　我国产能过剩有四大深层原因

　　那么，导致目前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的原因有那些呢？在我们看来，可能有很多原因，但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1、资金过剩及其低成本，造成银行的投资冲动和社会对货币需求过旺。资金过剩问题主要反映在这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长期快于名义GDP增长。随着银行结算效率的提高，货币流动速度在加快，因而导致了资金的大量过剩。当然，这也与我国执行的低利率政策有关。在很大程度上，资金过剩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较弱，但与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较强。因为，资金的循环偏向于投资，并形成了“货币增长-投资增长-货币增长（储蓄增加）”的资金循环路径，最终资金过剩被不断强化。另外，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导致货币占款增加较多，这一因素也是导致资金供给过多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货币供应量M2和M1分别增长了69.6%和51.3%，而名义GDP增长了51.5%。这些数据显示，M2增长偏快，存在着超额的货币供给。从货币需求来看，同期各项人民币贷款增长为48.3%，其中短期和中长期贷款分别增长了17.8%和79.8%，且主要是用于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增长过快，这也表明过量的货币供给主要是被投资吸收了。

　　二是资金过剩反映了银行存贷差还在快速增长。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新增存贷差规模一般在6000亿元至8000亿元人民币之间。但是，2005年全部金融机构存贷差新增2.9万亿人民币，比2004年增长了一倍多（2004年为1.4万亿）。另外，由于我国的银行业绩主要源于存贷款利息差，在银行存贷差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加上银行上市后受业绩驱动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各类银行偏好于积极放贷。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导致社会对货币需求过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恰恰是我国长期维持了低利率政策。因此，我们认为，资金过剩是导致我国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要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就必须紧缩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要把好“信贷”的闸门。

　　2、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是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投资增长过快及投资低效率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一个直接原因。其中，由于目前地方政府的主导型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因而可以说主要是体制性因素导致了投资的高增长。

　　事实上，目前地方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似乎过强，地方之间已形成了恶性投资的竞争局面，使得产能扩张趋势难以抑制。尽管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经济增长仍然通过过多地依赖于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实现的。在2004年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的比重仍高达57.8%，今年也还保持在50%比重以上。这说明，政府投资主导模式并未根本改变。不仅如此，现在许多地方的大型非国有（包括纯私人的）投资项目中，都能看到地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起作用。

　　因此，地方政府在投资领域中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市场在发挥作用，使得市场机制难以发挥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现在，拼抢资源、资金和地方引资，都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一致目标，使得地方之间展开的投资增长竞赛愈演愈烈。我们注意到，有不少地方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仍然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对策略，对宏观调控的理解都是希望调别人，而最好不要调自己。因此，如果过度依赖于政府直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实现根本扭转，那么投资过渡问题将是难以避免的。

　　我们发现，政府主导型增长的核心是“投资至上、增长就是上项目”的发展观。许多地方的“十一五”规划都是在高增长预期下制订的，因而这类规划也是一个高投资规划。至于全国范围内的投资规模或增速是不是过度或过快，特别是许多制造业产品是不是会出现严重过剩，地方政府很少会考虑这些问题。因此，“有投资就有增长”的这一发展观至今仍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

　　从去年以来的情况看，宏观经济在逐步呈现周期性调整的趋势，但地方政府采取了“逆市场”的各种政策，这些反市场周期的政策行为导致了近期又出现了投资过热问题。结果是市场调整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低效率投资和低效率供给无法淘汰，也加剧了在总量上“供大于求”的矛盾以及由此累积了一些结构性矛盾。

　　3、一些产业政策偏差，主要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长期采取过度刺激的政策，扭曲了行业的供需结构，也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事实上，目前

中国经济正在出现两个“过度依赖”问题：一是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增长，二是过度依赖出口及外资增长。

　　其中，造成近阶段我国房地产持续、过度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及地方政府长期对房地产发展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从国家层面上看，主要是采取了长期的低利率和低税负政策等给房地产发展予以刺激；从地方层面上分析，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把房地产发展作为支柱产业，并采取各种鼓励措施来刺激这一行业发展。另外，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化角度看，目前房地产发展显得过于超前。就消费结构而言，住宅产品是一种几十万元级的消费品，而我国90年代中期以前的消费品仅为千元级；从购买力水平看，现阶段我们应该推动万元级的消费产品（如汽车）发展，但我们却是过早地启动了房地产消费，及过度地发展了

房地产业，从而也扭曲了行业的供需结构，使得相关产业的产能也过度增长。而且，不幸的是，这种超前在产业上却是相对落后的。因为，房地产业既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业，又是一种技术层次偏低、高耗能型产业，在产业发展上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由于目前的政策调整受到了利益集团的一定影响，如果政策执行没有坚定的决断力和执行力，那么房地产过快发展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和产能过剩风险将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隐患。

　　4、市场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和不发达导致竞争行业的过度竞争和供给过度。产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和不发达，主要表现为还未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且市场的中介组织不发达，使得行业发展的自控能力较差。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组织中，产能增加和产出的增长基本上是与需求相适应的，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在服务层面和技术创新层面上展开的，而价格竞争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这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尤为重要。在我国，绝大多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组织结构发育严重滞后，许多规模巨大的行业（如钢铁、汽车等）的产业集中度严重偏低。特别是受体制方面因素影响，许多行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仍无法实现资本和品牌的有效集中。例如，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及体制改革滞后，使得我们难以实现许多跨部门、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市场竞争主要表现为是数量增长的竞争及价格竞争，其结果往往是会导致产业的竞争过度，即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难以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所以也难以通过市场的自我校正机制，来有效地解决行业投资增长过度及由此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