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产业结构总体优化 地区投资均衡性提高

　　

○ 下半年的投资走势最终仍然取决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通过宏观调控，将全社会投资增速控制在20%-25%是没有问题的

　　○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新开工项目扩张达到七年以来的高峰期，投资结构趋于优化

　　○ 上半年，地区投资的均衡性有所提升宏观且经济没有过热，应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还应当坚持“点调控、预调节、稳节奏”

　　○ 应当把好新上项目的环保门槛和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安全门槛

　　今年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投资结构趋于优化，地区投资的均衡性有所提升。但投资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与新问题，需要采取稳健而灵活的调控措施加以疏导。

　　态势：投资逐月加快 “两头快，中间慢”

　　上半年投资增速呈现逐月加快态势，投资结构呈现了“两头快，中间慢”的格局，即中间品产业投资放缓，上游采掘业、基础设施与下游加工业投资加快，使失衡产业结构从总体上得以优化；河南、辽宁、山东、河北、湖北等五个地区投资既快又多。

　　上半年投资增速呈现逐月加快态势

　　我国1—6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42371.45亿元，同比增长29.8％，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36368.35亿元，同比增长31.3％。这个速度体现了两大特点：

　　城镇投资月度增速逐步加快。2006年2-6月份，城镇各月投资分别同比增长了25.4%、31.1%、28.3%、30.6%、32.5%。当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同比增速呈现节节升高的态势。

　　城镇投资达到5年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值。从2002年—2006年来看，1—6月累计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24.4%、32.8%、31.0%，27.1%，31.3%。

　　新开工项目扩张达到七年以来的高峰期

　　上半年新开工项目的数量大增，令人目不暇接。1－6月新开工项目达98850个，是2000年以来同期最多的一年。新开工项目数量占施工项目比重达到了57.9％，是2000年同期以来最高的年份。

　　反常的是，1—6月新开工项目投资占施工项目投资比重却比前两年有所下降，由03年的23％、04年的23.4％、05年的22.7％降到06年的21.9%。说明今年上半年新开工项目是以中小型项目居多，这是与往年最大的区别。

　　投资与产业结构得到总体优化

　　2003年———2004年投资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就是“中间快，两头慢”，即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中间品的投资需求过度膨胀，导致上游产品与基础设施即煤电油运的高度紧张，对下游产业需求又构成了巨大压力。近年来通过贯彻“有保有压”的方针，投资结构呈现了“两头快，中间慢”的格局，即中间品产业投资放缓，上游采掘业、基础设施与下游加工业投资加快，使失衡产业结构从总体上得以优化。

　　上游产业（采掘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与产能扩张加快。1－6月，初级品投资同比增长45.60％，所占工业投资比重达到12.56％，持续了上年以来的高增长势头。其中煤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同比增速高达45.7％、30.3％，81.0％，沿袭了上年以来的高增长格局。加上上半年交通运输业投资一直保持高增长，使得影响当前经济运行的煤、电、油、运四个约束因素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中间品行业（原材料）投资增长继续得到控制。1—6月以来，中间品行业投资同比增长25.74％，占工业投资比重的30.89％，投资同比增速与所占比重均比前二年下降。其中，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业的投资同比增速仅为2.3％，投资比重为2.7％，明显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这样有利于防止过剩产能部门的无效扩张，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制成品行业（加工业）投资扩张势头迅猛。1—6月，制成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6.57％，所占工业投资比重达到56.55％，持续了上年同期以来的高增长势头。其中不仅重大装备工业如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高达71.7％、42.6％，投资比重明显提升，而且轻纺工业如食品、纺织投资同比增速也高达65.1％、55.2％，投资比重明显提升。说明随着“十一五”加强重大装备工业与外需拉动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轻重加工工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有助于缓解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的矛盾。

　　地区投资重心区与高增长区高度集中

　　从总体来看，地区投资继续沿袭“中西东”的增长格局。1—6月中部地区累计投资8192.72亿元，同比增速42.1%，同比提升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累计投资7752.08亿元，所占比重22.5%，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累计投资19950.04亿元，同比增速26.9%，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所占比重54.9%，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

　　从投资重心区来看，从2004年至2006年1—6月，投资份额占全国投资比重前10位的地区有山东、江苏、广东、浙江、上海、河北、河南、四川、辽宁、湖北；从投资高增长区来看，同期投资平均增速列全国前10位的地区有内蒙、河南、辽宁、山东、河北、广西、安徽、云南、陕西、湖北；投资重心区与高增长区重合的地区有五个，即河南、辽宁、山东、河北、湖北。也就是说上述五个地区投资既快又多。

　　突出问题：高增长冲击土地和信贷阀门 服务业投资失衡牵制内需扩大

　　从当月投资贷款增长率看，4月、5月出现明显下滑，但6月猛攀至53.8％；提高贷款利率在4—5月起到点刹功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功效有待观察。占地需求主要集中在工业开发区热、造城热、新农村建设热“三热”上；规划外土地的开发，使国家通过土地供应闸门进行宏观调控的努力付诸东流。服务业投资总体加速、两极分化，流通服务业与个人服务业投资增长较快，生产服务业与社会服务业投资增长较慢；教育、卫生与社会保障投资不足使内需扩大更为艰难。部分高增长区属于能耗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的地区。如何完成“把农村交给政府，把城市交给企业”的投资流向转换，是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投资高增长给两大闸门带来巨大冲击

　　从货币政策控制效应来看，今年1-6月份，信贷增长大大超出预期，今年全年的信贷目标为2.5万亿，前6个月金融机构共新增贷款就达2.14万亿元，占央行全年信贷目标的85.7%。从上半年投资贷款增长来看，当月投资贷款增长率1—2月达到31.9％，3月达到35.3%，4月、5月明显下滑，6月猛攀升到53.8％，足见投资贷款的热度之高。面对贷款高增长的压力，央行4月28日，将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58%提高到5.85%。其他各档次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7月又两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1.0个百分点。现在看来，提高贷款利率对4—5月的投资贷款增速起了点刹功效，但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功效还有待观察。

　　从土地控制政策效应来看。上半年土地违规需求猛增，土地闸门已经大面积失控。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副司长郭克莎认为，今年第一季度，各地的土地需求量是计划的三倍多。今年头5个月，全国国土资源部门共立案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涉及的土地面积达到12241.7公顷，同比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宗数和面积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和面积的60%左右和50%，有的高达90%以上。占地需求主要集中在工业开发区热、造城热、新农村建设热“三热”上。一些地方政府在无规划、计划的情况下，一次性将几平方公里、十几平方公里甚至更大面积土地出让搞开发区。中部某市占地1200亩建产业基地，占地5000亩建小商品城。最近，中部某省的省会城市还圈占1万多亩地建工业城，这些地全部在规划范围之外，使国家通过土地供应闸门进行宏观调控的努力付诸流水。

　　服务业投资很不平衡难以促进内需扩大

　　“十一五”规划强调要大力发展包括生产服务业、消费服务业、社会服务业、流通服务业在内的服务业。从1—6月来看，服务业投资总体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但是发展极不平衡，流通服务业与个人服务业投资增长较快，生产服务业与社会服务业投资增长较慢，呈现两极分化的特征，一方面，信息传输（5.2%）、房地产业(27%)、科研（30％）、居民服务（24％）、教育（9.4％）、卫生（30％）发展较慢，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业（88％）、批发零售业（41％）、住宿餐饮业（50％）、文化娱乐（66％）的投资高速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服务业投资增长明显滞后，教育投资同比增速仅为9.4%，所占比重仅为2.2%，均比上年同期下降。应当说，教育、卫生与社会保障被称为“三座大山”，投资不足将使三座大山难以搬掉，从而使内需扩大更为艰难。

　　部分高增长区属于能耗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的地区

　　今年上半年国家环保总局对各地区GDP能耗作了排序，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发布了《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我们把上半年GDP能耗、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地区投资同比增速作比较后发现，从下表可见，青海、内蒙、甘肃、河北、辽宁、吉林、四川、湖北、陕西、黑龙江10个地区的上半年投资同比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GDP能耗高居全国前15名，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名普遍较低，尤其是青海、内蒙、甘肃、吉林、四川、陕西属于“三高”地区，即上半年投资高增长、GDP能耗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差排位高的地区，这使投资增长给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空前加大。特别是随着“投资西进”和产业转移步伐加快，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资源、能源开发强度明显增大，生态压力还在加剧。我们认为，尽管这些中西部地区投资高增长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权衡高增长的环境压力之后，适当压低投资增速还是必要的。

　　新农村建设投入保障机制亟待创新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形势不错。从1—6月来看，面向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了362.80亿元，同比增长40.2％，中央财政对三农整个支出为2004年2626亿元，2005年2975亿元，2006年预计达到3300多亿元，各地也普遍增加了支农投入。但是，目前新农村建设投入还存在三大突出问题：

　　支农资金投入渠道分散。目前财政给农口的资金有10多个部门，资金性质多达20多个，真正发挥效用很有限。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对支持三农的资金各个渠道进行整合。应当说，这是一个存在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而且不仅仅存在于支农方面，其他行业的政府支出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依据什么整合，能否整合成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金融资金缺乏介入手段。据有关部门介绍，十余年间，中国银行业存差已经达到了十万亿元之多，目前流动性严重过剩。但银行资金的使用是以偿还为前提的，而农村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一般难以偿还，或者偿还周期较长，风险较大，银行资金难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直接资金来源。

　　政府资金与市场资金没有分流。目前，财政资金的重心还是放在城市，而包括城市高等教育、医院与市政设施的相当一部分投资本来可以由民间资本替代，但却由财政投资承担，这既使财政资金无法从城市里抽出来转向农村，又使民间资本无法在城市里发挥作用。因此，如何完成“把农村交给政府，把城市交给企业”的投资流向转换，是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本判断：经济未过热 “点调控、预调节、稳节奏”

　　我国经济并未过热，投资高增长没有引起物价上涨与煤电油运紧张，但经济确实达到了一个增长极限，即，临界点，应采取预防措施与温和调节措施进行降温。未来宏观调控还应当坚持“点调控、预调节、稳节奏”的方针，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科学调节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

　　目前，国内外研究机构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形势判断分为三大派，一是整体过热派。高盛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摩根斯坦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等均认为宏观经济已经过热，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在内的总需求的增长超过或正在超过现有资源和供给能力的增长，投资率过高，需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紧缩政策。二是局部过热派。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玉书、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陈东琪等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总体是好的，但存在局部发展速度过快的问题，因此，可以采取比较平稳的、点刹式的调节政策。三是不过热。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世界银行全球经济趋势研究组负责人汉斯·蒂莫、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张汉亚等人认为，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投资高增长并未引起物价上涨与煤电油运紧张，但中国经济确实达到了一个增长的极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因此，应当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与温和调解措施进行降温。我们同意第三种观点。我们认为，未来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还应当坚持“点调控、预调节、稳节奏”的方针，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科学调节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

　　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趋势和数量关系，可以推算全年的投资规模。近两年1-6月份城镇投资约占全年城镇投资26%，依此计算，全年城镇投资将达到97859亿元，增长30%。再依近年城镇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例变动趋势判断，2006年，全年城镇投资约占全社会投资的87%，可以计算出2006年全社会投资将达112482亿元，增长26.9%。但是，2006年下半年的投资走势最终仍然取决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由于在重大项目的资金补助、项目审批和核准、银行信贷供给等环节拥有足够的调控力和影响力，所以，将全社会投资增速控制在20-25%是没有问题的。

　　四大对策调控投资

　　把好投资增长的外部性闸门：即新上项目的环保门槛和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安全门槛。降低政府、企业和个人储蓄，分别扩大公共投资、扩大技术进步与并购投资和居民投资工具与投资渠道。发挥价格杠杆和财政杠杆的有效调解功能。创新投融资方式推动新农村建设，通过改变中央与地方“拼盘”投资的方式和发行特别国债将金融资源导向农村。

　　把好投资增长的外部性闸门

　　我们认为，从经济规制角度来看，对于千差万别的市场投资，政府不应当直接干预企业的市场进退、投资者的投资计划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方向，而是要及时向投资者提供市场信息，提示投资风险，调整经济杠杆，间接引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但是，从社会规制角度来看，政府也不应当完全放弃对企业投资的直接干预，相反，在涉及环境安全与产业安全、国家安全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严格把关。一是应当把好新上项目的环保门槛。建议有关投资审核部门应当把“降能耗和减污染作为成为今后市场准入门槛的刚性指标”，也就是把环保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三大闸门，采取一票否决制控制投资新上项目。二是应当把好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安全门槛。要借鉴国际经验，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广度与深度进行宏观调控，成立专门的外资投资调查与审议机构，严格审核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重大个案与评估外资投资的影响，以防止外资投资带来各种隐患。

　　采取更为进取的扩大内需的投资政策

　　如何协调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促进内需扩大成为未来的政策构思的焦点。要降低储蓄率以扩大内需，单纯的压投资促进消费是难以实现的。应当改善储蓄结构，采取更为进取的扩大内需的投资政策。一是降低政府储蓄，扩大公共投资。中国的财政状况良好，有足够的财力扩大公共投资。因此，财政支出要加大结构性的调整力度，可以强制规定财政投资公共服务的比例，逐步将政府支出从经济建设转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二是降低企业储蓄、扩大技术进步与并购方面投资。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设备更新、并购重组，这方面的投资不但不会引发投资与经济过热，反而会缓解投资增长的压力，提高产业集中度。三是降低个人储蓄，扩大居民投资工具与投资渠道。应加速、稳定地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和企业债与市政债券市场，在拓宽企业与地方政府的直接融资范围的同时，为居民投资开辟更广阔的渠道。同时，还要特别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掀起新一轮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热潮。

　　发挥经济杠杆的有效调解功能

　　从价格杠杆来看，要改变资源性产业“本小、税低、利大”，投资行为粗放与短期化的倾向，就要废止按吨矿产量和销售收入作为定价基数的作法，引进资源储量为基数的影子价格机制，投资者通过竞争投标购得长期采矿权，推动投资者从追求短期收益转向追求中长期收益，使资源性开发的外部成本进入到企业投资的内部成本核算，投资行为趋于理性化。也就是说要显示资源存量的交易价格，让资源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体现出来。从财政杠杆来看，既可以通过补贴、转移支付、税收减免等杠杆工具引导、带动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三农及发展循环经济，又可以通过缩小进出口退税范围，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提高税收，对资源能源产品要加大税收，抑制某些行业的投资过度，进一步压缩过热行业投资的利润空间。

　　创新投融资方式推动新农村建设

　　据银监会高官估计，到2020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至20万亿元人民币。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巨大，要解决新农村建设投入不足与效率不高的矛盾，就要创新新农村建设的投融资方式。

　　改变中央与地方“拼盘”投资的方式。目前，许多地方由于没有配套投资能力而难以获得中央财政投资的支持。因此，可以将中央资金切块给地方，由省级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和需要进行调剂，就比中央部门直接选择项目要好得多；允许项目资金打捆使用，要比不同部门各自为战更能发挥综合经济与社会效益。

　　发行特别国债将金融资源导向农村。按照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的提议，通过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特别政策性金融债的方式引导银行资金进入农村。由财政或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由政策性银行发放，由农村信用社代理，按商业原则运作，将筹集的资金运用到农村，增加“三农”投入，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王元京 刘立峰 执笔）

　　2006年当月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率（％）

　　不同时期工业投资结构状况

　　1—6月服务业投资增长情况

　　注：生产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消费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服务业（

邮政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流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