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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中国经济史学者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官府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在政府看来商人总是面目可疑，惟利是图，而且是异己力量的温床；而在商人看来，政府仿佛是一个随时准备连皮带骨吞食自己的猛兽。
在政府衰落或者比较弱小的时候，比如清末甲午以后和北洋时期，它们对商人的态度最为宽容。一旦政府强大起来，即便他们认识到工商业对于富国强民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也不愿意看到商人强大起来，更不愿意他们拥有较大的影响力。1927年的蒋介石，曾经是上海滩资本家心目中的克伦威尔，他们为蒋介石镇压工人运动的铁腕欢呼，为他筹粮纳款，但欢呼之声尚未散去，他们自己就遭到整肃，“真正代表商人利益”、“基于民主精神”的、曾经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上海总商会，经过几番打击、拉拢，1929年就被成功改造为国民党的统治工具了。在1927年至1937年中国资本家的所谓“黄金十年”里，老板们不得不用尽所有的力量来与国民党政权的国有化政策周旋，以保全自己辛苦挣来的家业。
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商人也曾经尝试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在一些城市的自治中曾经发挥过较大的作用，甚至曾经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在上海与清政府，在广州与孙中山都曾经发生过战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完全没有信心。他们应对政府敌视的办法：一方面是抱怨政府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能提供基本安定、公正的社会政治秩序和法权体系，总是寄希望于一个君主式的强人，先是袁世凯、后是蒋介石。这种希望和乞求不断破灭又不断新生，其持久坚韧令人叹之伤之。另一方面是极为现实的，那是一种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商人们在政府的衰朽腐败中游刃有余，最大限度地在腐烂的政治环境中左右逢源，翻云覆雨。“钱能通神”的格言屡试不爽，他们无所忌惮地勾结官员，攫取财富。商人们没有丝毫心理负担地削弱、打击、腐蚀任何一个不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
与其他国家相比，比如欧洲、美国，甚至日本，这种官商之间的紧张关系实在是非同寻常。把这种紧张归罪于中国的传统当然最为便捷，但也是最不负责的。因为在西方的历史上抑商也是一个强大的传统，甚至在美国独立初期，杰弗逊对于商人也持强烈的怀疑敌视态度。而且，中国的传统中对待商人的态度非常复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史记》中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显然，对于人逐利的本性和商人的经济作用，他们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只是他们认为商人若不加以规训，会危害帝国的长治久安。儒家因此一直在试图驯化商人，使他们服从于儒家之正道。所以明清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儒商”的提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可以与新教伦理相比拟的伦理精神的革命。总而言之，近代以来官商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中国的独特传统。倘若再考虑到“五四”以后，传统在中国大地急剧衰微这样的历史事实的话，这种说法就显得更没有说服力了。
实际上，官商关系的紧张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走向有关。由于不断的挫败，晚清以来，中国革命所动员的力量越来越倾向于底层。商人错失了作为统治或者领导阶级地位的历史机会，没能取代士绅成为民国的中坚。他们就成为这种动员话语中最理想的替罪羊，他们总是被描绘成腐败政府的附庸和帮凶。商人陷入了绝对功利主义的陷阱，他们只能用否定自己政治合法性的方式来壮大自己，他们越发达，其丑陋便越彰现，而他们只有变得丑陋，才能发达。民初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今再论及一般民众对于银行家实在毫无感情，盖银行家未曾为民众办一件公益的事，民众方面只见银行家都是为自己忙，与民众毫无益处，而且反有害处。……总而言之，银行家背后是无民众，民众心中是无银行家，因为银行家不顾民众的利益，所以民众亦不体谅银行家的痛苦。”显然，要解除这样的痛苦，需要一场解放所有人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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