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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博士生物理学家海森堡曾在其《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将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互动描绘成“测不准”(原理)。实际上，社会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
测不准原理”，即观察者对观察对象有着自然的影响。而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模型，也不过是观察者剔除其他因素而给出最主要变量的关系罢了。而我们知道，所谓主要的变量，无非是由观察者选定，至于其是否真的“主要”，实在很难说。也许在观察者看来最“次要”的因素，没准却是最主要的决定变量呢？比如，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混沌学开创人之一E.N.洛伦兹在美国科学发展学会第139次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蝴蝶效应》的论文说，“巴西丛林一只蝴蝶偶然煽动翅膀，可能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这种所谓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让我迷惑，似有进入了不可知论陷阱之感。
还有一种现象更为奇特。这就是被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所称的“俄狄浦斯效应”，即预期可能会自我实现。比如说，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投机集团属下的研究机构发布预测报告。当油价上涨到60美元的时候，他们马上入市做多并发布报告宣称油价还要再涨。更多的人们对他们的推论信以为真，价格被推高。这时，俄狄浦斯效应发生了，预期真的自我实现了。当他们认为价格已不可维持的时候，就会提前抛售手中的资产。每当此时，国际市场往往“风起云涌”，“樯橹灰飞烟灭”。当具体的行业或产品投机已经无利可图的时候，投机资本就会转向那些金融系统存在严重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继续他们的神话。
凯恩斯曾经说，他宁愿要模糊的正确，也不要精确的错误。很显然，确定性乃是人类认识领域中星星点点的几个小岛，而不确定性则是岛屿周围的汪洋大海。人们认识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能够达到模糊的正确实在已相当不错了。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未来的形势确实有些迷离。但谁都希望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我记得好像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面说过，历史、统计、理论和经济社会学对于经济分析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定要保留一个的话，那他会选择历史。所以，如果我们无法把握未来的趋势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回顾历史。
回顾历史，有时候就有点让你难以置信。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涨跌背后往往有着美国政府的影子。前苏联解体前十年有一个明显的油价下降现象。作为能源出口大国，国际油价的长期下跌对前苏联国民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后来我们查到了解释这一问题的证据。据说，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组织了对前苏联的经济战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的弱点在于它主要依赖出口能源换回硬通货，再向西方购买技术。如果使它的能源出口收入锐减，西方再限制对它出口的技术，前苏联经济就坚持不下去了。于是，美国出面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加大石油生产，使国际市场上石油的价格大跌，前苏联出口能源的收入急剧下跌。但舆论当时并不知道美国与沙特背后达成的这笔交易，以为沙特扩大生产有自己的用意。美国或多或少加以引导，让人们都去猜测沙特扩大石油生产的经济利益。许多分析家因此而认为，沙特扩大生产是为了稳住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甚至要扩大自己的份额。他们说，扩大份额是一种战略考虑，使沙特得到了比提高石油价格更高的利益。
直到许多年过后，美国人自己披露出当时的这段经济战与美沙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沙特当时为什么要扩大石油生产。现在回想以来，对沙特增产石油的猜测就属于一种思维定式，是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参见：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这个问题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那里似乎已经不是秘密了，但似乎还不是广为人知。
国际市场的价格上涨向来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肯定有人受益，也肯定有人受损。虚假的繁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作为巨大的原材料进口国，中国肯定受损很大。如果持续下去，必定会造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如果持续时间很长，那么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就会被消耗殆尽。我就有点担心中国是不是面临一场金融战争。如果是，那将是冷兵器与热兵器的战争，我们的应对措施实在不多。诸位想想，无论金融衍生工具的熟悉程度还是人才储备，我们都与“国际水准”相差甚远，这怎么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心。如果不是，那算是中国的万幸了。毕竟我们还是处于金融恐怖平衡之下，对中国动手也不是很容易。
当然，还有一些国家从中受益，比如石油生产国。但这些石油生产国大多有点反美情结，最近还出现了把西方大公司国有化的事情。美国能不能容忍，能容忍到何时，也很难说。不过，这却是决定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走向的“最主要变量”。
影响未来国际市场的走势的还会有三个因素：第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作用；第二，伊朗局势的影响；第三，新兴大国需求的持续性。所有的因素都要归结到美国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其实，美国国内的各个利益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布什总统刚刚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中宣布要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发展替代能源，国际油价很快又出现上涨态势，这显然有些矛盾。我猜想，美国上层的斗争可能非常激烈。普特南的“双层博弈模型”给对外政策的产生作了最好的解释，即决策者处于国内和国外的双重挤压之下，对外政策往往是双重挤压之下妥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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