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标度：公共收藏

　　

巴塞尔博览会展区□葛颐

　　一般商品的流通，其终极环节就是被人们消耗；而真正重要的艺术品，不管经历的是个人还是机构的收藏行为，是通过美术馆购藏还是收藏家捐赠的方式，绝大部分最终归宿都是进入美术馆。从这一点而言，在如此热闹的行情之外，暗藏着一条冷静的标度，那就是公共收藏。

　　当我们在衡量艺术品市场的状况时，一般使用两种衡量标度。其一是市场的能力：在艺术市场中占主体的画廊、拍卖行等，它们发展的规模、状况等；其二是消费的能力：购买艺术品的力量来源、购藏资金量等。而作为第三种标度的，是美术馆、艺术中心或学校等公共机构的公共收藏行为，它们在艺术品市场中有没有起到作用，或者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个人收藏与公共收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由于美术馆、博物馆是对艺术家及艺术品进行定论的地方，进入公共收藏系统的艺术品便意味着进入美术史。这种学术上的肯定可以让一件独立的艺术品得以成为被社会认可的具有社会价值的艺术品。在中国目前的艺术品市场中，当代艺术品似乎成为“明星产品”，但是真正进入到国内美术馆的作品并不多。这种落差正反映出公共收藏的标度在当前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中，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几乎所有的画商都与美术馆馆长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的著名画商里奥·卡斯蒂里费尽了周折，终于让当时还不能被人们理解的波普艺术家的作品进入到美术馆的收藏，从而成功地在美术界推出了波普一代的艺术家。正是由于美术馆天然具有的这种权威性的话语权，让美术馆的购藏对艺术市场产生了无形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在拍卖行情中的热涨，就与国外美术馆或艺术机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购藏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国外美术馆的发展历史和较为完善的收藏体制使然。

　　公共收藏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和初级阶段。从最近几十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代表作甚至经典性作品多在海外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目前除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等，以及艺术机构和少数院校具有较为明确的收藏制度和学术规则之外，大量的公共收藏还处于随意性、临时性的阶段。收藏资金的来源是一个普遍的困扰因素。在中国，购藏资金的来源比较单一，以国家拨款为主；而许多海外的美术馆则有着多元的渠道和方式。以2003年为例，中国美术馆开始了一项5年内立项2.5亿人民币，每年5000万元，用于收藏20世纪中国美术大师的作品的专项资金；而英国的泰特美术馆国家给予的收藏经费仅500万英镑，而其他方式筹集到的社会资金就达2000万英镑。此外他们还通过建立各种收藏家基金、接受各种形式捐赠、与其他美术馆共享藏品、资助艺术家等方式来巩固庞大的收藏系统。

　　中国目前公共收藏的“冷静”，与艺术品市场的火热成了鲜明的对比，但目前的一些趋势预示着将来新变的可能。不管是中国美术馆二期工程的开工，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即将落成，都将有力地推动公共收藏的一个新进程；而古根汉姆以及海外美术馆购藏资金的介入，也将促进公共收藏这个标度在中国发挥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