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烬中警思规则缺损与漏洞

　　

□王世渝

　　德隆危机已随着唐万新和德隆国际的判决而尘埃落定，但德隆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我们透过德隆事件需要做些什么总结，需要吸取什么教训的探究，我相信会持续很久。否则，我们支付巨额改革成本换来的代价就难以在调整现在和未来的行为方式中获得回报。

　　我认为《俘获者:德隆最后的600天》至少是以德隆的教训给无数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以及一切关心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人们的第一个回报。

　　危机企业的重组在中国已不新鲜，但是建立一个理性的、法制化的、纯粹市场化的重组机制而不是靠一两个案例，应该说我们还没真正开始，至今还是一个空白。

　　德隆危机从企业自救到民营企业伸援手的“雷霆行动”，再到高盛、三林集团的重组都不成功，最后仍然以华融的名义，以市场重组之名，行政府主导之实。最后虽然是司法重组同步走，但结果仍然是清算式重组，这一结果必定是全输的结果。

　　中国大型危机企业的经典性重组并不多见，除了德隆之外，近年来影响很大的一个是国有的广国投重组案，还有一个就是郑百文重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出了问题，对于政府来说，好像不是什么难题，重组起来也比较容易。小国企发生危机可以用大国企来接手；大国企发生危机可以用更大的国企来接手。过去民营企业发生财务危机，几乎都是用“斩首行动”来解决问题，把老板一抓，执照吊销，企业关门了事，然后判刑向社会作个交待，企业造成的损失该银行倒霉。

　　这种方式仅仅局限于道德范畴、司法范畴，而不是市场行为。但现在民营企业越来越大了，倒下一个民营企业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造成的震荡也越来越大了，直到终于冒出一个“德隆系”来，第一次惊动了北京高层，第一次让国务院专门为民营企业设立一个专案组。

　　显然，这里有我们作为转型经济时期的机构缺失、机制缺失、法制缺失的深层体制原因。

　　《俘获者:德隆最后的600天》更多的是揭示，更多的是希望这种揭示能够让我们这个尚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早一点重视起民企危机，并且让整个社会来反思民企暴发危机的深刻原因、动机。社会如何建立民营企业危机处理和市场化重组的法律框架与市场机制，如何将民营企业的危机对市场、对债权人、对投资人、对股民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如何在事前防范民营企业的危机特别是恶意透支商业信用行为。从笔者所经历的德隆危机，主导重组的飞天系和正在重组的其它危机民企来看，似乎我们的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并没有因为德隆、科龙等企业的切肤之痛而引起高度重视。

　　市场经济下随时都可能爆发企业危机，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断有企业爆发财务危机、市场丑闻、清算破产。但将这类事情与中国企业爆发危机的事前、事中、事后的状况作个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不论是事前监管还是事后的处置，比起成熟市场我们还显得十分幼稚，没有章法，既不法制，也不人性。

　　光彩49集团第一次在中国祭起了重组危机民营企业的大旗，成立不到三个月，不仅主导飞天系的重组，接二连三签下来涉及资产规模超过百亿之巨的危机企业重组单子，实在难以招架。我并不希望把我们的专业能力都用在减少损失，降低社会震荡方面，更希望在信用与道德的背后，建立起强大的理性的法制框架、市场手段、金融工具。如垃圾债券、重组基金什么的。这才能改变我们目前这种老是在俘获者或被俘获中博弈的畸型现状。

　　(作者为光彩49集团副总裁)

　　《俘获者:德隆最后的600天》

　　王云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年5月出版

　　———读《俘获者:德隆最后的600天》